生长年代，或许也决定了艺术家一生的创作姿态。
当60后一代站在担当中国当代美术的前沿、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学术中坚时，人们蓦然发现，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起建构的艺术理想依然富有浓重的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不屑于走回传统的老路，也不甘心步前辈后尘，而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借鉴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观念与语言进行中国画的突变。在他们心目中，艺术与现实构成了另种意义的深刻关系，他们很少从赞美的角度发现传统美学上有关诗与美的意义，他们的目光更多的是从他们内心深处来感受这个从贫困到资本快速积累的社会对人所造成的种种异化。这构成了他们的绘画，即使画乡村留守农民，也常常带着变迁的纵深感来捕捉某种已失的东西、某种并不协调的衣着与语音。
显然，他们不是简单地画什么并通过那些对象传递他们对美的认知，而是力求以他们的认知、感悟和伤痛来触摸那些对象，其意味大多是丰蕴异变的，而夹杂最多的可能还是苦痛、迷失、孤寂和忧伤。其实，这种在画面里渲染出的情绪，正是他们不随波逐流、心存高远的表现。心怀孤高，让他们有了对这个变迁过快的社会，始终保持着某种警惕与俯视。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当代水墨人物的变形也便有了深层的社会学意义。变形，不只是为了形式美感，而是对社会变异的揭示。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和徐蒋体系的水墨人物画越走越远，不以其所谓的“正大”来涂饰，而以其黑丑粗陋来唤醒。是思想和经历，决定了他们的这种姿态与角度。
学院是他们传道授业之所，但他们敬畏学术却不沉迷于画室的学术，他们总是把眼光伸向窗外更远的地方。四季往复，却让他们规避庸常，把超越作为这60后一代人的艺术远志。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博导/尚辉
2018年3月6日于北京22院街艺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