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有云：“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赋彩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六曰传移模写是也。”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并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六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即是对绘画作品中“形”与“色”的准则要求。早于谢赫的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就更直截了当地说“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作为20世纪中国绘画四大家之一的潘天寿亦说道：“绘画，不能离形与色，离形与色，即无绘画矣。”皆道出“形”与“色”在绘画中的重要性。
论“形”，我们习惯性地与“神”相提，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战国·荀况曰“形具而神生”，晋·顾恺之云“以形写神”，即可表明在追求“神”的过程中，对“形”的重视。形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神是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无神则不活，神无形则不存。绘画中的神并不等于形，而对形的严格要求，则是为了更好地传神。同时，“形”是写意的，正如元·倪瓒所谓：“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形”也是至情的，清·原济云：“以形作画，以画写形，理在画中。以形写画，情在形外。至于情在形外，则无乎非情也；无乎非情也，无乎非法也。”
着“色”，中国画在古代叫丹青，可见中国画本来是重色彩的。《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概括了中国画在着“色”方面的基本原则，即是色彩应按照不同物象，而赋予具体的表现。绚丽至极，归于平淡。在唐代，绘画赋彩鼎盛时期，水墨画应运而生。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谓：“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飏，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宋·陈与义说“意足不求颜色似”，从这些精辟论述可知，着“色”或说“赋彩”也是随意随情的。以苏轼为代表对“士人画”的提倡，更是促使宋元水墨画的勃兴，对后世影响深远。
色与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色即是形，形即是色。本次展览，正是林若熹先生继《为水》后对色形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以理论引导实践的绘画创作集大成，工笔或写意，具象或抽象，抑或是亦书亦画，皆能体现出对色形具有真知灼见的现代诠释，自成面貌。与其说色形是传神写意，不如说是写心。正所谓“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难也。”林若熹先生以学者型的姿态深耕绘事，理论与实践并重，开出艺术之花，以启后学。
中山市博物馆
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