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长安画派”一直是全国画坛绕不过去的现象。这之中，方济众将注意力放在了现实生活的田园诗情化的表达上，并由此影响、带出了一大批后来者，王炳黎先生即是其中之一。王炳黎先生继承、发扬了他的老师注重表达自然性灵的精神，他以写生为根底，强调个人主观感受的抒发，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
整体而言，王炳黎先生的作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诸如《秋高图》《水清出石鱼可数》等全景式构图的作品，气势磅礴，有奇崛之气，亦有野趣。我们知道，生命之所以迷人，就在于世间万物之本来的样子，而深山荒林多粗率芜乱，充满着意外之趣。故此，王炳黎先生以随机自在的爽利笔法，点染皴擦，干湿浓淡、疏密变化多样，或重或轻，一气呵成，干脆利索，直抒胸臆，营造出了山峦起伏、烟锁云断的山林神韵，画面磅礴、奇崛之中不失静谧，这是画家平和气质的自然流露。
另一类作品为诗情化的田园风光。在这类作品中，王炳黎先生“知白守黑”，以大面积的留白来表现一种淳厚的张力，常常险中求稳，以强化作品的震撼力，渲染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江畔幽居》舍弃了诸多纷杂的媒介，他将画面物体整体上移，借助画面中近三分之一的水口留白使得整幅作品平稳有致，同样的处理手法还有《泉水叮咚》《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等作品。应该说，这是画家深知中国绘画传统精神，高度提炼后的平衡，是画面之外思考的结果，也是画家直觉与诗情化的展现。在我看来，王炳黎先生的此类作品颇具有“老夫静处闲看”的意味。“静”不仅是王炳黎先生写生时所身处的环境，也是他作品所呈现的画境，“闲看”则是王炳黎先生面对观察对象时的从容不迫，是他创作时的豁达心态。
众所周知，以历史的眼光来判定作品往往多会依据图式或语言上是否有首创，但一幅作品能否打动人，重要的参照点是作品有没有将画家的情感融入画境，有没有表达出艺术家的生存体验、文化思考、生命状态。毫无疑问，王炳黎先生的作品是具有生存体验的，充满着热烈的生命状态，是能够打动观众的。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思考：经过五四“德先生”与“赛先生”洗礼后，中国画的创新是一个世纪的课题，但如果创新成为判定绘画作品“好”与“坏”主导性的要求时，创新的目的及结果就不得不让人心存疑虑了。就事物的规律而言，“新”与“旧”是辩证统一的，“新”是事物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可是，如果我们认识不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了解自己拥有的功力，在没有理解、掌握传统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为“新”而新，其结果也往往是所谓的“创新”消解了中国画的概念和边缘，容易陷入形式的肤浅化、表面化。创新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无源之水，它必须根植于传统之上。中国画的问题是由自身的历史渊源及传统规范所形成的，离开了中国的历史渊源和传统规范，就如象棋舍弃自己的规则而采取别的规则一样，本自不复，一切无从谈起。
金城言：“世间事务，皆可作新旧之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或许，这就是此次画展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