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展览中，我们选择以“身体”的图像为主题，试图呈现不同艺术家通过观看“身体”而进行的思考。每一种思考，都以其独特的角度切入历史语境，以新的图像制作方式为回应；对观众而言，它们也就构成了一些观看身体的崭新方式，得以借此返回自身的生活，重启好奇与疑问。
为何不是“裸体”、“人体”而是“身体”？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尽管裸体艺术构成了西方艺术的一个主流，但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也许并不采用这样的表达。比如在中国强调气韵的人物画中，比起裸露，姿态、面容与环境也许更为重要。从而，“身体”其实是对“裸体”的涵纳与扩容。但这次展览所要呈现的也并非“真理”与答案，而毋宁说是在特定时刻——使用身体的自由与管控身体的权力都在不断强化的时刻——对问题的重新打开：
获取身体图像与制作身体图像都变得空前泛滥之后，在互相模仿的密闭镜像循环之外，在欲望持续不断地投射与满足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在文化惯性所造就的麻木状态中，每种人群各自拥抱他们群落的美学风格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身体”却反而从视线中被隐匿，目光对“身体”的重构功能也相应地被遮蔽。“身体”不再构成问题，变成一个话语失效的场域，恰好是最大的问题。然而，我们如何能够看得更远、看到更多？
也许透过历史的变焦镜是必要的，因此本次展览的命名其实来自潘玉良画作《春之歌》的启迪，这个命名也将展览从一般的画作呈现引向幽深而富有张力的历史场域。同时提供文献的呈现，是希望通过现在与过去的交汇处窥见未来。首先是对东西艺术史上不同身体图式的呈现，由此最终将问题汇集于在过去一百年间的东亚，曾经作为诸种观念聚讼冲突的“身体”个案。诸如鲁迅对传统中国之“色情斜视”的批判，潘玉良备受非议的出身与人体画作，三岛由纪夫对健美体魄的迷恋与迷思……通过聚焦“身体”以及“如何观看身体”，可以将我们引向许多问题。除了提示在东西方文明艰难交汇的种种观念冲突与弥合的努力之外，它也指向我们当下的现实，比如对公民私德与公德的重新建构、中西文化脉络中相异的人体表现方式、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教条对公共/私人领域的掠夺与侵害……而借助历史变焦镜的作用，不仅为我们在体味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时制造出纵深的思考之维，亦可能在展览体验中获得我们自身的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
文/姚斯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