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2019年夏，我去了趟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4年前，这里因四号反应堆的爆炸震惊世界。当地居民在吸入了好几天粉尘并遭受大量辐射后，才被告知紧急撤出。人们仓慌逃离，留下一座废城。时间将切尔诺贝利永远定格在了1986年。三十多年的遗弃，使今天的切尔诺贝利看上去颓废而梦幻。曾经发生的灾难，将我对画面的想象带入到另一种空间里：景物仅成为“引子”在画面中存在。我借由这些场景，用画笔和颜料摸索自己内心的形状。磕磕绊绊的思考过程，甚至重于了画面本身。绘画语言成为一个载体。与此同时，一些苏联时期用于宣传的图像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它们展示出某种类似催眠的高超力量，使观者轻而易举地就被带入其中。这些图像大多呈现出一种特别永恒的感觉，似乎好时光永远不会消散。今天，我借由这些图像，在画布上转译成了一些新的东西。
前言
刘洋是一位强调“在地性”创作的艺术家，他有着一套完整思想生产机制和工作方式。近年来，他多次到国外旅行、写生和创作，他会在当地购买当天的报刊——尽管在很多时候他看不明白或者不看文字，或者是说对报刊报道的内容毫不关心——并将自己感兴趣的图像（广告、新闻事件配图或者其它）筛选出来，然后直接在报刊上作画，进而形成绘画与图像的遮盖、叠合等关系，被命名为“此时此地”系列创作。此次展览中就展出了他2019年在乌克兰考察时购买当地报纸完成的几件画作，诸如他绘制自己拍摄的切尔诺贝利废弃的教室的场景，与反映今日乌克兰现代教育的图片并置，由此折射出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审慎之思。这在展览中的“切尔诺贝利”系列画作和摄影作品，以及用苏联时期旧报刊上的图像为本绘制的数幅油画作品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1986年坐落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城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事件，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一样，深深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多年来，切尔诺贝利及其周围方圆30公里的疏散区、隔离区、无人区，在镜头下呈现出的是静谧、诡异、遗弃、废墟的视觉形态，成为人类反省自身历史的一面镜子。今天，切尔诺贝利的部分安全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景点，这里也成为一座承载着人类苦痛记忆的博物馆。通过梳理刘洋前期的创作线索就发现，他去切尔诺贝利考察和写生有着必然性。他运用在切尔诺贝利拍摄的照片，还有收集的很多图像性的文献，将之带回工作室进行创作，《不远处》《化蝶》《闪闪的幸福》，就展现了他艺术思想中的“废墟意识”，他所关注的宏大命题都与人类的历史困境有关。面对这些画作，观者无不深思，如果缺乏对历史和现实的省思，人类历史最终将湮灭、消隐在荒芜之中。
展览中，刘洋还有六件作品是以苏联时期出版的杂志上的图像为本创作的，其中三件作品都与快乐有关，就像他在自述中谈到的，面对这些图像有一种晕眩感、永恒感，但这让他更感到不安。所以，《哇哈哈》《圣诞的惊喜》《祖国花园》中都被加入了一些令人感到惶恐的视觉元素，由此描述了他对于图像和历史的真切感受。这些图像作为人类历史长河间的一瞬，这些碎片中的人的命运如何？《哇哈哈》中戴红色毛线帽的女孩还在世么？她过得怎么样呢？令人难以忘怀。展览的最后还有《小草》《小花》两件尺幅非常小的作品，《小草》算是对人类文明史的隐喻，而《小花》则是对人类历史上无数苦难的罹祸者的抚慰。
通过对图像的转换，刘洋在创作观念上是一位强调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历史主义者，也是一位悲剧主义者。他的绘画语言充满着活力，以至于观者在面对他的画面时无不为他充沛的生命力所感动——这种内在的悲剧意识与外在的语言活力之间形成强大的视觉张力空间。刘洋在这些创作中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俯瞰式的、现实主义的视野，而是追求于一种崇高的、古典主义的视觉语言风格。（魏祥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