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艺术作为“诗学”的当代转型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种判断却是被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基本认同的：那就是从“神圣性”到“世俗化”、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向。1989后的“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就是这一结构性转向的重要文化事件。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代表的古典诗学，还属于崇尚神圣的思想领域的话，那么对世俗性和日常性的全面接受，则早已成为当代艺术诗学的最大特点。如何重新认识作为生活世界基本品质的“日常性”这种转变的意义？意味着当代艺术诗学的根本依据，在于日常性中所蕴涵的超越性，和从中呈现出的一种神圣与世俗“两位一体”的“紧张的拉锯”和“存在的张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拉锯”和“存在的张力”中匍匐前行的。在何多苓、林晓明和曾妮三位艺术家的绘画中，“日常生活”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出超越平凡现实的美学品质，这既是对中国古典美学注重日常生活这一传统的当代转换，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一个新的动力。作为一次跨越中西方文化的学术交流、讨论和对话，“日常诗学”这个展览，试图以三位艺术家的作品，建构一个有关“生命存在与日常生活”关系讨论的场域，重返“日常生活”现场，并在“语言”的路途中开启关于“存在之谜”与“生命意义”的追问。
从神圣性到世俗化，由“彼岸”的超验时空向“此在”的生活世界的回归，这是中国当代艺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至今的文化范式转型，也是艺术实践中曾经纠缠不休的现代与古典之争的症结所在。古典诗学将艺术视为朝圣的殿堂，习惯于在艺术的圣殿仰望美学的星空。如爱因斯坦所说：“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它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可以俯视永恒。”[1]但现代艺术却让我们下山，重返人声鼎沸的日常社会。民国文人夏丏尊说：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总之，凡为成见所束缚而“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
人与天使的主要区别是，天使没有像人一样的、包容着整个世界的肉体始基的躯体。现代主义所标榜的神圣美学，就是欲望的升华与净化的诗学。这种诗学所昭示的，是对“人是有待自我完善的生命”这个原则的认同，和对以“理想”为坐标的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的推崇。在美学上的核心范畴就是高雅。塞尚说：“艺术总是要与有教养的东西结伴，这是一切艺术共有的本质特点”，因为归根到底“艺术把我们引领到了一个优雅的境界”。汉语古典思想里也有相似的东西，在老子那里，它被描述为“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1章)，而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表达中，它似乎被安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根据神圣论美学观，艺术的本质也就是对作为“可能世界”的理想生活的昭示，这是因为人的生命不仅需要“面包”，还需要“意义”。但“意义”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占有的具体事物，而是一种无形的生命境界，存在于诗人、艺术家不断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就像诗人里尔克所说：“尝试，可能是人类生存的意义，而远离确实的范围，更是人类的悲哀及光荣。”
二十世纪是现代世俗美取代古典神圣美而引人注目的时代。后现代艺术共同的立场是追求“没有艺术的艺术”，它们对传统艺术概念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取消艺术与生活的分界。达达主义“只承认生活高于艺术”，波普艺术“庆祝最普通生活中的最普通的东西”，强烈地“反对作为整体的艺术，而青睐真实的生活”，所以有“波普艺术意味着艺术的终结”的说法；但悖论的是，反艺术本身也是一种艺术。所以，达达与波普以来的艺术实践所要颠覆的不是整个“作为文化的艺术”，而是传统上一直占据着主宰位置的、以神圣性为核心的，那种超越“日常经验世界”与“常态生活方式”的艺术。
而所谓“神圣美学”，也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节日美学”，因为“美是节日，而不是平常工作日，而现世的生活不可能天天过节”，世俗美学的思想基础是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意义的蔑视。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在如今这个时代，艺术与哲学越来越趋近于日常生活。”架上绘画的传统，是由裸体美女、神话英雄、贵族绅士，以及大自然景象和田园风光所表现的形而上的体验；而现代艺术视野已被形而下的生活垃圾所占据。所以，面对田园的荒芜，何多苓才会在其艺术随笔中感慨不已：“面对花，微风弄姿，蜜蜂采蜜，我画写生。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我是这个园子变迁的见证人。感恩吧！”
何多苓、林晓明、曾妮三位艺术家，生活工作在浪漫、诗意的成都，这是一个逍遥自在、弥漫着道家文化气息的城市。透过作品，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美学气质：伟大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能否变成日常存在的一部分，而在于它能“把我们从日常存在中解脱出来”。艺术家就是精神贵族，艺术可以与宗教相提并论：如同善男信女们到庙宇和教堂里去寻求一种与辛勤劳动的人类活动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现代艺术强调的是美的日常性和艺术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普鲁斯特说过：“在看到夏尔丹的绘画作品之前，我从没意识到在我周围、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在未收拾干净的桌子上、在没有铺平的台布的一角，以及在空牡蛎壳旁的刀子上，也有着动人的美存在。”[3]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诗学，也是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和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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