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正在大规模迅速商业化的国家，中国的政治议程并不滋养个人主义的行为。中国艺术家不断地通过他们个人的表达来重新审视自由和独立的话题，并以此表达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对单一风格的抗拒让他们在相同主题的创作中，能自由地在更宽泛的概念领域里试验。在此次联展“政治情怀”中，1918艺术空间推介了五位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是谭根雄，汤曙，张勇，沈敬东和孙浩。谭根雄在1970年代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受训，如今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在其执教生涯当中，张勇和汤曙都曾是他的学生。沈敬东和孙浩都曾于艺术学院学习，其后都有参军的经历。五位艺术家通过他们极富冲击力与个人意义的独立触角探讨社会问题。他们对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但是并不将创作在常规的意识领域内进行，而是转向自身，创造出解放个人心智与灵魂的作品。
托洛茨基(1879年至1921年)，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说过“艺术必须通过专门的手段拓展出独特的道路。”
表面上看，谭根雄作为一个坚强的军人曾经经历政治上的艰难时期，但在内心里，他对人类存在的那段脆弱时期仍然怀有充盈的情感。内心颇具哲意的谭根雄对人类个性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见解。谭根雄将自己形容为一个个性混杂的，模糊的人。要理解他的作品的含义我们可以套用一个观察事物的常识：“近看一团麻，远观才清晰。”身负着革命年代的记忆，谭根雄的黑色，白色和灰色色调笔触厚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灰暗饱满的形象：它们常常是神态无助的儿童与强大的革命领袖或有争议性的西化符号的并置。他在相当大幅的画布上的创作正如他过去记忆的阴影。
与老师谭根雄不同，汤曙有意地将生命放在现实存在或完全虚构的历史事件中。然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会认为它们是可以确切发生的事情。他说自己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将日常的“新闻事件”提取和定格成为政治上的危机时刻。 画布上的形象比真人更大，多数时候是灰色基调，采用写实的手法，从而增加了画面的严肃性和事件的直接关联性。这些画面既有全景式的，也有受害者的恐惧或绝望表情的特写。他的作品通过对公众习以为常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记录，对现实进行无声的抗议。即使在描述的时候不带有明确的乐观悲观的感情色彩，汤曙的意图仍旧情怀满满，富有同情心。我们的社会已经对人性的残酷和灾难相当习惯和麻木了。问题是，我们能这样继续静静地观看并将自己同环境疏远多久？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谭根雄另一个学生张勇粗犷的，卡通化的作品中找到。他的作品内容主要是诸如坦克和军用飞机的战争机器，却意外地用质朴的塑料材质和霓虹灯色泽来表现。人们甚至可以大声宣称，它们只是玩具。“政治”世界正在变成终极游乐场，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坦克可以被很小的箭头击落，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张勇的浪漫小世界中，一切都沦为道具，供更大的舞台利用。一旦你找到你的靶子，世界就全在你的股掌中了。
我们也能在沈敬东的作品里看到一定的游戏性质。即使在士兵用枪指着囚犯时，我们也很难看到威胁或是恐惧的痕迹。画面是黑白两色的，孩童般的形象，带着看上去没有攻击性的中性表情。这些形象扁扁的，而且看起来像是陶瓷玩偶。他们的动作机械而僵硬，就好像是无条件地遵从什么指令一般。在南京艺术学院就读，之后有着近20年军履生涯的沈敬东，对自己的政治年代充满了怀旧之情。
同样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孙浩的作品是政府官员和军队人员有浪漫色彩的肖像画。作品中人物的姿态并不像我们平时遇到的军人那般正式。那些坐着的人们不是放松地坐着，就是懒洋洋地躺着，仿佛向我们展示他们温和，柔情的一面。他们的表情更加人性化，比如女公务员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看起来很懒散，样子很百无聊赖，而那个士兵则看起来很茫然。他们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了自己对社会身负的重要使命。如果不是因为制服表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他们可能被误认为是怀有激情和梦想的普通人。
尼采认为残酷的磨难更能将人引向个人的全面发展。艺术家在旧日的政治记忆下的挣扎给了他们探索生命内在含义的新激情。通过他们的艺术，他们表达了他们对更完整，更和谐的生活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政治文化浪漫化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主性。他们对艺术，文化和政治的热情创造了不同的个人主义。没有激情，人性也就得不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