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绘画的主流话语一直是一种化了妆的社会反映论，从伤痕美术、乡土绘画到政治波普、新生代、玩世现实主义，再到艳俗艺术、卡通绘画、影像派，这些曾经的和现今的潮流更多的只是一种社会题材的变换：文革记忆、乡土现实、红色政权、都市生活、无聊体验、消费文化、影像文化……这些题材被逐一地填装进绘画，又不断地被消耗掉。每一股潮流最初可能都有其社会动力，但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泛滥成几个典型的符号。
另一种与之相关的话语是颠倒了的时代决定论。人们总是在借用“时代”这个空壳生造出一个个看起来很新的艺术潮流，最典型的叙述模式如“××一代”、“新××”，在他们的论述中，似乎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紧跟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下，那种题材决定论才有机可乘。艺术家们不自觉的在庸俗社会学的狭小空间内自觉的追逐时尚，这未必是中国当代绘画的全部事实，但显然是主流现象。
不过我们不能就因此忽略那些保持着反省意识与实验精神的画家们。绘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话语，一个展开反思与实验的场所，而不再是一种社会或心理的表征工具。在这样的意识前提下，绘画被视为一个专业的问题情境，艺术家----这时他们不仅仅是画家了----在这个具体的语境下用绘画的方式在“绘画”这个概念平台上工作，在批判既定的绘画话语的同时，也在拓展着绘画的可能性。
观念的自觉必然会带来修辞的自觉，换句话说，绘画成为了一个问题，那么关于绘画的一切都不再是理所当然，包括材料、尺寸、笔触、视觉、图像、形象、叙事、趣味、风格等诸多的因素就必然要被重新审视，并进而被视为各种修辞手段。这引发艺术家们主动的修辞意识，从颜料的厚薄、画幅的大小到图像的选择、形象的再造，这些都成为了一种有意识去把握的修辞方式。
甚至绘画本身对他们来说也变成了一种修辞，一种参与建构意义与快感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绘画是可写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观看中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意义，而必须主动参与意义与快感的生产。
在这里，既然已经把他们的绘画实践理解成了一种广义上的写作，那么我们不妨把这种思路再推进一步----他们的“绘画写作”属于何种文体？
我们的意见是：这些只言片语而又旁征博引；左右言他而又针锋相对；调侃戏谑而又洞察深刻；独立成篇而又语义纵横的绘画文本可以视为笔记体在绘画领域及当代语境中的延伸。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笔记是一种典型的文史不分、叙论混杂的写作，可以是见闻杂录，也可以是考订辨证，同时笔记也包含着对主流话语的怀疑与颠覆。因此，用古代的笔记体去比喻当代的绘画，既是为了形容其外部特征，更是为了暗示其隐含的文化政治功能----他们的绘画实践具有对既定绘画话语的解构作用，并有助于把绘画从关于绘画的种种“神话”中还原出来。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暗示有一种“绘画的本来面目”，也不是在试图重新梳理我们的艺术史，更不是企图制造出一个新的潮流。实际上，任何单一的整体叙述对于复杂而多变的现实都是无效的，我们选择的这个策展角度只是众多可能的叙述中的一个局部叙述，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绘画也完全可以由别的思路来理解，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现有的主流叙述模式----社会、心理表征论或者审美、形式自律论----都不能有效地呈现出他们的价值。
因此，我们毫不掩饰这个展览的针对性，但在我们能给出一个结论之前，我们只能去尽力全面地呈现出一系列绘画实践的事实，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观看角度与价值维度，以激起绘画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可能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