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春天走进果园，这采自鲁米（Molana Jalaluddin Rumi）的诗句I，一方面令人遥想古波斯的无花果树、石榴树、葡萄树…一个智者独自领悟其本真的处所；另一方面则不免唤起对岭南园林喜植果树的此地回忆，那是荔枝、杨梅与萍婆II的盛宴。果实的丰盈与甜润总容易让人心生喜悦，尤其在春天时，花正开而果未结成，更令人增添几分期盼和遐想。正是时间和想象力共同发酵的力量，如温风细雨的交织，才能建造出这春天的果园：天气回暖，生息萌动时，花就开了，花的香味勾勒出果实未来的形态。在四季往复中，不少古老文明都特别看重春天所征兆着的草木生机。尤其在强调万物一体的中国文化中，也正是因为春天的生发之象与花果繁衍的生生之理而为我们所久久敬重，从而被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味。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创设他的宇宙论时，就说“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III那么，这可能也就是有必要在春天走进果园的缘故，我们尚未直接触碰到果实，却通过作为上一生命阶段的花朵去召唤它，这无疑同时也拉长了我们品尝果实的余味。而在春天走进这个展厅，亦应作如是观。
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中各自有花，它们如高低声部般参差而立，和窗外的绿荫也互相映衬，在最显明的层面上构成了本次展览主题的视觉索引。张雪瑞从旧衣物上剪下的小碎花在树墩上肆意生长，铺满了整个横截面，恍若其间有柔风拂过，质朴的日常物通过艺术家的静心观照和择取重组，获得了对自然生趣的一种“写真”IV。蔡雅玲由身体器官变形而来的玻璃瓶花，则在尖锐与饱满的圆容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跳脱地叩问在“比德”与“香草美人”V的文化传统下所隐藏的性别意识。在这两个不同的系列中，含蓄宛转是这两位艺术家共通的气息，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则各有侧重，这也就构成了将她们作为两个并置的个案来生发展览的理由。
无独有偶，这两位艺术家同样出生于山西，年龄相仿，也有着在北京求学和工作的相似经历；细绎她们的早期创作，“在家中”也可能是她们共同的灵感来源。在漫长的历史中，家庭（或称“内闱”）一直被视为女性的独特领域，她们自出生后就在这里接受了母女、姐妹传承式的女子教育，以便为未来出嫁后的主妇职责做准备。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中，包括了大量的手工劳作的内容，如针线活以及准备餐点，张雪瑞对旧衣物和织物的重新使用、蔡雅玲对刺绣串珠的浓厚兴趣，应该都与这种特定的女性经验有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更多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的进入，她们又逐渐地走到了某种分叉处。张雪瑞将她从建筑学中得到的滋养、卓越的色彩感知力和对抽象的理解融为一炉，通过她精确控制手与眼的格子绘画，诉说了一种时移事往、光阴渐变的感性认知，在近期的作品中，又通过加入与家族记忆有关的箱子和沙发，来进一步推进与人世人事的距离。因为这种节制的自我要求，对家常感的化用，于雪瑞而言，渐成一种如炉火余温般渐渐退去的慢速。而蔡雅玲则更多地吸收了观念艺术的创作特点，通过将有意选择的图像和词语加入到珠帘中，从而完成了对女性的日常劳作装置化，也试图进行一种宛转的父权制批判。这些变化也是本次展览试图予以呈现的，因此，展览也采用一种“花开两枝，各表一头”的空间修辞，试图突出她们在差异中又有所交融的状态。以进入展厅为起点，如果顺时针方向行走则会先遇见张雪瑞的作品，逆时针方向走则会先遇见蔡雅玲之作。
如果这两个并置的微型个案研究试图揭示出同样的根系，不同的滋养则长出了不同的花与果；但在另一面，它也试图揭示我们对每个生命自然生长、成熟的欣悦是始终如一的。终归是在果实成熟时，它告诉我们花朵曾盛开过，这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在春日里曾心怀憧憬的滋味。
撰文 / 姚斯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