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艺术的符号性特质不仅是在当代艺术的表现中，早在艺术产生的原始时代，这种符号性的表现就是非常明显，而且是艺术表现的特点之一，其中有很多神秘和不解，这就是人类早期创立各种符号的特殊性。
然而，在各种符号的创立与表现之中，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各不相同，其中的象形与抽象，都反映了与自然和物象之间的关系，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一种反映。这是从蛮荒时代出发所显现的艺术发展的共同特征。
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从符号到文字，从刻画到书写，固然其中有材质方面的变化，但本质上是从这种符号到文字的变化中所显现出来在功用上的大幅度的提升，让人们看到了文字所具有的特别的社会意义，而审美的不断介入又将文字的书写抬升到了具有文化意味的新的层面。
在中国，汉字的书写是一门独特的艺术。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又看到了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借助于各种艺术符号来发展当代艺术的表现，并成为一种国际潮流。
中国的文字作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符号之一，它有着显著的国家文化特征以及和艺术的关系，这就是书写所给予这样一种特别的艺术所带来的文化的高度。所以，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书写自成体系并形成了高峰林立的天下和在近世的发展。
在当代艺术的诸多表现中，人们也能够看到从徐冰的《天书》（《析世鉴-天书》，1987-1991）开始利用文字进行着具有跨时代的重要创作，而他作品中的那些文字又不是人们所熟识的那些，更难以连接到人们已有的知识系统之中。
《天书》的创造性就在于利用这种符号性的特点，把人们拉向了与文字关联的文化回望之中，思接千载至蛮荒时代的各种符号，实际上是利用了文化的亲情而扩展了艺术的表现。这种具有当代性的创作并不是一种书写，更不是一种已有文字的书写。
毫无疑问，在多种多样的当代艺术的表现中，像王冬龄的“乱书”，依然是在传统书写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只不过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基因的突变。
那么，所谓的“乱书”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写，而是把传统的书写引入到当代艺术的表现之中，这就是消解了人们对于文字及其关联意义的指认，或者是去除了对于具体内容和意义的判断，它所带来的“乱”的符号虽然是文字的构成，却完全不同于传统书写的审美，成为一种符号性在当代艺术表现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然而，魏立刚的表现尽管有其个人的特色，他有时坚持去写，并通过用一些新的材料以扩展在视觉上的独特性，从而改变了宣纸在审美上的固定模式。
但是，他的写同样不具有传统书写的美学要求,也不是传统文人所期盼的那样，更不是在间架结构和中锋用笔的品评要求中表现出为传统书家津津乐道的那种深厚的功力。
他有时又不放弃对于文字的指认，甚至通过文字的指认而获得某种特别的趣味，这就显现出了一种矛盾的状态。
而这种矛盾的书写状态以及他的艺术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符号性的特质，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在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
无疑，魏立刚通过书写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又完全不同于王冬龄的方式。
而任戎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表现，连接了汉代画像和民间艺术的某些形式，又连接了德国当代艺术的观念和趣味。
任戎以文字为基础的创作，其霸悍、强劲的个人风格，所展现的文字符号和文化意义在观念的表现中有着他对当代艺术的理解。
任戎的这样一种方式是以脱离书写的表现而呈现出装饰性、图案化和当代性的缠绕，他更多的是在材质上，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身特色。
“从蛮荒出发：当代汉字艺术展”，作为“第二十三届深圳美术馆当代艺术邀请展”，所选择的四位艺术家就是四个独特的个案。
他们中既有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性回顾，又有深具当代影响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还有具有代表性的以汉字为基础的激发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不懈努力。
在这样一种跨越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中，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表现，在国际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
相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写所具有的自身的魅力，以及基于书写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所带来的特别的文化感觉。
而在当代艺术以此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表现中，艺术家不管是颠覆，还是利用；不管是建构，还是创造，总是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利用文字的方式能够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以维护21世纪的世界文化多样性。
这是摆脱抄袭、模仿，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在21世纪发展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在如今当代艺术的表现中，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建构，所簇拥起的一个个让人们仰视的高峰，是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表现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他们的文化基因相同，而表现却是美美与共，让人们看到了当代艺术具有一些规律性的表现内容。
当然，在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表现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还将出现更加丰富而多样的对传统文化或符号的新的利用，它们未来可能会形成一个阵营，形成一个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而推动当代艺术新发展的群，并以此来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关联的中国方式。
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 陈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