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位爱书人
——序“文以载道 天雨流芳：云南古籍文献信札展”
林善文
“今年11月14日是云南省图书馆115周岁生日。”当我知道这个信息，内心感到沉甸甸的。我在翠湖边生活多年，是一枚典型的“翠迷”。
都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而在我看来，省图书馆却是翠湖的心脏。汪曾祺写昆明的雨、昆明的美食，大家都记得。汪曾祺写他到翠湖省图书馆借书，通过描述工作人员慢吞吞的找书来表达自己的求知若渴，想必大家也有印象。
图书馆，是读书人必来的地方，是精神食粮的家园。许多作家、学者都与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书馆并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藏书和可以借书的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扮演的角色、使命并不完全相同。
回眸云南省图书馆的诞生史，他是国家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之后的产物。沿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仕制度，不再能为我们落后挨打的国家提供驱动力。国家需要懂实业、懂科技的经世人才，随之而来的就是推行师范（学堂）教育、实业教育和军事教育兼顾的兴学重心。教育也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化，原本高高在上的、只属于书院内部的藏书，也要变成公共的财富，公共图书馆也就应运而生。
1909年的云南图书馆就设立在搬迁后的云南两级师范学堂（翠湖西北隅原经正书院，距离现在的省图书馆位置直线距离三四百米），“书院原来的藏书楼继续设为书库，楼下的堂屋、斋舍开辟为了阅览室。”
建设初期的云南图书馆，除了藏书提供读者借阅外，还兼具多种功能。第一任馆长由学务公所图书科科长叶瀚兼任，全馆仅有7名员工。1910年，在图书馆内开办博物实习科，面向全省招收两年制的博物专科学生，何秉智等人主持教学，并带领学生制作动植物标本及矿物标本。图书馆内还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1911年7月，云南图书馆内的博物工作初具规模、有声有色，于是在馆内成立云南博物馆，云南图书馆遂改名为“云南图书馆兼博物馆”，简称为“云南图书博物馆”。当时，从图书馆西侧的月宫门进去就是博物馆，院子中间有一个池塘，养着乌龟、白鹅等动物，四周的平房设有展厅，陈列着展品。院内分成陈列室和动物园两个部分，陈列室又分成天产部、历史部、美术部、工艺部、教育部、科学部等六个部门。”“至清宣统三年秋间，博物馆开馆时，报到之出品有五十八州县缫丝蚕体解剖、蚕蛾标本与卵种，罗列满馆，约计种别或与日本蚕学会相若”，蚕学教育成效斐然。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图书博物馆”显得更加重要。1914年8月20日，为收集整理和出版云南地方文献，在馆内附设了辑刻《云南丛书》处，聘赵藩为总纂，陈荣昌为名誉总纂，由云龙、唐尔镛、周钟岳为总经理，孙光庭、李坤、席聘臣、顾视高、秦光玉、钱用中、蒋谷等人为编纂审查员。后来，增补袁嘉谷为丛书编纂。此外，还有陈一得、赵式铭、方树梅等一大批人参与图书的编撰工作，提起每位先生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伟岸高大。这些名士鸿儒汇进省图书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编就是几十年，前仆后继。云南省图书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巨型大脑。走进云南省图书馆，就是走近大师，见字如晤。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大师们在图书馆里伏案写作，校注书稿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国家的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专业化，因此，当年的云南图书博物馆演进出了博物馆和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在深耕的道路上，尤其是古籍文献、地方文史的整理研究方面成绩尤为显著，人才济济。像方树梅先生，于乃义先生，还有李孝友、李高远等先生，都是云南学界泰斗级的人物，让人敬仰。大师，并不都是分布在我们现在的高等学府和各级研究院中。我曾有幸与省图书馆古籍部、全国著名的文献版本目录学家李孝友先生有过交往。他对晚辈的殷切期望、爱护有加，让我受益良多。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由我来策划这场“文以载道 天雨流芳：云南古籍文献信札展”，倍感荣幸。本展将着重于收集和展示云南文史资料的部分，尤其是与云南省近代史，与云南省图书馆有过密切关联的学者的著作、手札，让读者通过触摸这些实物来走进历史，走近大师。
展览分为：儒家经典，云南文献，新文学，名人手稿信札，历史老照片等多个部分，让观众立体的、多方位的了解云南，了解历史。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书籍能带我们穿越时空，与过去的智者交流，汲取他们的智慧。文以载道、“天雨流芳”（纳西语音意为“读书去吧”），让我们一起读书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