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盒子空间内，宏大、统一的历史叙事似乎一直在被分解，但那些细微、碎片化的情感瞬间似乎变成了新的偶像。德里达意义上的“延异”（differance）是差异（difference）又是延迟（deferral），它构成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但在个体自由叙事的包装下，延迟不再被允许，而对差异的感知方式趋同。故而，如此去中心化的叙事并不能改变所谓全球北方带来的问题，反而通过原子化的手段让人丧失了与历史之间的能动联系，从而成为文化分配中被动的个体。
“心情史”是对一种个体情感与历史叙事交织场域的假设。展览中的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淡漠的笔调中寓含深沉的关切，对世界有一种准确的疏离和内在的热忱。康海涛的风景的确是沉思性的，层层叠加的笔触和晕染创造出一种朦胧的诗意，画笔的积压反而解放了意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其“积墨”的手法一方面调动了如回忆般的视觉记忆，但也呼应了媒介时代人们视觉经验的映射。赵洋绘画中的形象常常包含对立和暗示性的元素，这些元素形成了一种矛盾而富有戏剧性的视觉效果。画面中出走的人的形象暗示着某种断然的结束，同时也是决绝的开始。谭军的作品也同样在克制与内省间表现出伤感与坚定，古典气质的细节和层次探讨了个人情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接近一种质朴的永恒。而永恒感对蒋博宇的绘画来说始终是一个核心命题，画布上油彩的覆盖和挑拨让时间挤压而又重新打开。他所画的诸般玩物在纪念碑似的恒久感与戏剧似的戏谑之间难以被归类。
我们会发现，历史叙事实际上可以是一种“情思”的叙事，而其创造性与动员性则来自于“心力”的绵延。“心情史”是拿让心情与历史互相撩拨，让宏大叙事的欲求与个人瞬息万变的心思在某种愿力之下达成和解，不再以此作为立场的区分。唯其超克二元对立的假象，才能令我们的历史感知复归到“心力”与“情思”的出发点上来，从而使意义的生产不再是双向空耗，令历史的创造在个体能动的层面上重新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