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曾去过那里」
驻地项目的意义是艺术家在一个相对陌生的语境中，如何通过自身的经验、方法去构建系列系统性和在地性的工作，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去反观、检验或修正经验的有效性或合理性。当在地性成为一种流行的、形式正确的话语标准，在地性无形中也在成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杨俊峰此次在北象·序空间的驻地项目，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试图让身体行动与场域感知之间的在地性中嵌入一枚楔子，在松动某些固化的程序中巩固一种个人意志。
过去，杨俊峰的行为作品在有意隐藏、抹除身体的痕迹，他更愿意将身体与物件等同起来。杨俊峰可能是出于身体被具体化的担忧，梅洛·庞蒂认为视觉绝对是具体化的，当身体在有形空间中的移动成为视觉观看的对象，身体难免会在屏幕间作为一种被凝视和他者表演的场所。杨俊峰驻地期间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试图从其自身驱逐出去的他性来界定自身，在实体的视觉之中去显露肉身主体性的重叠和交错。
在作品《铭记》中，杨俊峰在一组老照片的相框玻璃上反复打磨英文单词“Forget”，玻璃和照片作为时间的见证者和在场者，本身就是时间被物化的痕迹。杨俊峰的行为通过人为痕迹和物化时间撕开一条裂缝，这种矛盾性的景观借助他的身体实现，但在展示中却又遮蔽了身体的介入。这种主观性替代可视性的路径，和之前他对身体在视觉中的隐藏化处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通过身体在场域中的行动所交织的各种关系，远远超过身体被作为可视物的范畴，也是身体与感知的可逆性在这件作品中的体现。
作品《基座》和《坍塌》中，杨俊峰试图以身体媒介去谋划事物可能存在的秩序关系，无论是可视的“基座”还是抽象的“History”,它们都在这个世界的某处拥有着自身的位置，而对它们进行破译的路径就是将其再置放到一种新的语境之中。作为历史遗留的基座，杨俊峰通过身体让我们超越了自然的感知去再次关注到它，这种身体的引渡反而让我们关注的是“基座”上所缺席的那一部分。无论是“基座”还是“历史”，无非是一套权利的符码系统，身体的出现只是这套抽象符码系统中的一个视觉刺点而已。
“我似曾到来”更像是以身体对重庆这座城市的行走丈量，他在重庆轻轨中以手动计步器准确的计算在移动空间中的行动轨迹，通过剪辑和编辑的方式得到一种碎片化的片段。这种流动的和自动化的交通工具带来的是一种整平效果，他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分裂，事物在这种分裂中被变的均质化，“我似曾到来”的陌生和熟悉的杂糅感就是对均质化的一种回应，而杨俊峰只有通过身体高密度的工作去不断塑造这种“在地性”。
“我似曾去过那里”是杨俊峰在总结驻地工作时说过的一句话，这种自我怀疑式的话语反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解读话语。他的驻地工作就是移置、投射和认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主体间性的行为发生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从过去固定性的经验中解放出来，从过去“已经做过”的完成状态转化为似乎“还没有做”的各种可能性中，正因为“还没有做”，任何事情可能都会发生，在这种看似松散和缺失的感觉之中，去延续唤起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模糊化的感知和偏见。崔付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