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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军 : 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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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史记·大宛列传》
在讲述“丝绸之路”时，敦煌莫高窟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时常做为最早的形象“物证”出现。张骞通西域，开丝路，更为后世连结不同文明的脉络铺开了一张地图。在其凿空西域之后的数十年间，地处沙漠边缘的敦煌，人们就地取材，一层砂石一层植物夯筑起了一道防御屏障。最恶劣的环境下，却造就了现存距离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汉长城。
长城自20世纪以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民族团结和力量的象征。毋庸置疑，长城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但作为一个跨越了二十个世纪的漫长故事，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核。《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长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确的，但其意义远不止一道防御线——对中国人来说，它标志着文明与先后威胁着中原王朝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界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它是一道具有挑战而又诱人的屏障。位于敦煌的汉长城作为汉王朝最外沿的防线，它却又真真切切地为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各色人等提供庇护，这种多样性在这里变得立体、动态而鲜活，这也正是在孙志军的摄影作品中所希望展现的长城及烽燧的特性。
正如罗鹏(Carlos Rojas)所提出：“长城的身份恰恰在于其潜在的历史连续性与其不断的转变和再造过程之间的生产性张力。为了理解长城的历史意义，有必要超越对其纪念碑的严格物质地位的关注，而关注人们对它的讨论和表现方式——换句话说，将其视为一个文化对象。”
孙志军开始系统拍摄汉长城是在2000年，出于文物摄影师的敏锐，这种和敦煌一脉相承的大型建筑也成为了一种关联性的“文物”。但在之后几十年探索丝绸之路历史的过程中，随着对于文献以及相关视觉材料的研究，长城逐渐从一个个单体演变为一种“景观”。在每次拍摄前，孙志军会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调研，确保能将长城重归其应处的语境之中，而不是被视为一种刺点。这种沿袭时间脉络、地理特性和历史考证的拍摄方式让其作品具有独特的美术表达和历史质感，也正是这种基于将长城置于其本来发生的时空环境的方式，让长城从一种符号化的表现中被解放出来——这些描摹出丝绸之路轮廓的线条有别于宏大叙事中的英雄凯歌，而是被代入戍卒一般的视角，这是一种独特的观察——细致、具体而言之有物。长城在这里不是“脊梁”，而是层叠的红柳和夯实的泥坯；不再是单纯的长廊屏障，而是文化和影像交织的复杂溪流。
在《凿空》多数作品中，正午的灼日毫无保留地直射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影子。大西北独特的风土让时间凝滞，似乎没有过去和将来，汉长城矗立于此，仿佛和公元前100年时别无二致。靠近地面的空气由于暴热而颤抖，使得目之所及的烽燧宛如海市蜃楼一般摇曳，敦煌与汉长城的历史肌理如丝缎般交织。长城驻守在文明的接壤地，其多种多样的象征性用途——保护与监禁、防范与进攻、传播与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为打开中国文化之门提供了一把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