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之灭》

  • 展览时间:2024/09/03 — 2024/10/1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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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视觉痕迹的照片

——由《寂静之灭》想到的


宣宏宇


自摄影术于185年前被公诸于世以来,其技术不断被改进,从最初只能为少数人服务逐渐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照片始终在很大程度上被认真对待,毕竟哪怕是一台便携式的卡片数码相机也并非人人可以随便拥有。在那样的情境下,人们对摄影这件事的关注点总是在于照片的获取上,即拍什么,如何拍等问题,并且常常会精心地去处理那些经过精心拍摄的照片。


在手机摄影技术已十分发达,手机拍照行为已十分普及的今天,人们仍然会在某些情况下郑重地进行拍摄以及对拍摄结果的处理与应用,但更多的时候,拍照已经成了一种随意的行为,而要整理所有拍摄过的照片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哪怕是那些最不经意间随手而拍的照片也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真切见证,尽管它们可能会在大多数时候被遗弃于手机卡片上的海量数据之中,但只要需要回顾过往的时候,它们便能帮助拍摄者或者被拍者求证事实,追溯情感,启发感悟……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照片于我们的意义与往昔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当我们翻看电子相簿时所面对的不再是曾经的思想结果,而是在无数视觉化的生活经历碎片中展开思考,亦即一种基于当下视角的对过往的评判。倘若一个相册的翻看者试图挑选出某些相片与人分享时,那么便意味着一个评判的完成。如果这个相册是其个人的,那么这些被展现出来的照片就大概可以看作是一段个人的人生小结,它们当然是回忆,但更像是一种告别,或是与某种现实生活的告别,或是与某段情感经历的告别,或是与某种自我认知的告别。无论哪一种,告别总是带有伤感气息的,而杨瑞锋的这个展览似乎是一个包含了所有方面的告别,以至于他要给它起一个伤感得有些阴暗的名字——寂静之灭。当然,正如诸多哲学在矛盾论方面的共识所揭示的那样,“灭”也意味着新生,而新生亦即与“灭”去的旧的告别。或可以说《寂静之灭》通过一系列具有私密性的照片及相关文字再次展现了生命体验中复杂的矛盾性。


就拍摄的目的与方式而言,《寂静之灭》的所有照片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们既不是专题摄影的产物,也不是完全随意的那种日常记录。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既是一种日常记录,但又不乏专题摄影的某些特征。根本上说,这些照片是纪录性的,画面上的她们不是为了完成某个摄影创作而来的模特,而是与拍摄者有着亲密关系的人。形式上看,它们又是刻意拍摄的结果,构图、姿态、光影都无不显示出拍摄者对艺术摄影法则的应用。《寂静之灭》的私密纪录性意味着这些照片中的女人的一颦一笑并非自言自语,她们是在向一个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男人展现自己,在那一时刻并未设想要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因而流露出一种任何表演都无法模拟的微妙的真实性。相反,照片的拍摄者却因追求画面的形式法则而使亲密的情感体验隐匿,以至于在很久以后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连自己都会为情感记忆的真切再现感到“惊叹”。


从内容来看,《寂静之灭》拍摄了多个对象,她们构成了杨瑞锋数年间的情感经历。尽管照片直观地展现了私密生活的某些瞬间,但具体的情感体验却是无法言说的,甚至于当事人也未尝能够完全自觉。为了重新审视这一段段的情感经历,杨瑞锋在照片之外整理了一些零散的文字,它们有的是关于片中人支离破碎的个人信息,有的是说过的话或写过的信,有的是时间、地点、事件的简短标记,有的是一起读过或者是翻看照片时联想起的诗词、话语……这些文字罗列在照片旁边,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文采飞扬,有的如梦呓之语,它们和照片形成互文关系,虽然不能讲述任何完整的故事,但却可以让每一个经历过爱恨情仇的人心领神会,由衷地感受到照片中起伏的情欲在光影交织间演绎着的“寂静之灭”。


作为人类两大永恒主题之一的爱情,成为了杨瑞锋盘点自己15年来的“青年时代”的线索,经由照片在那些“愉快和糟糕的时光”中审视自己的性格成长,追问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内心深处的终极所求。《寂静之灭》的完成意味着杨瑞锋已经找到了一个答案,并以此向自己的一个时代告别;同时,也由此踏上新的旅程,以老派摄影师的态度用镜头去纪录新的邂逅,检点人生得失,追逐心之所往。


《寂静之灭》或许可以作为摄影日常化、智能化趋势下理解照片意义的一个提示:随手可得的照片不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歌那样是一种比历史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性话语,而就是社会和个人的历史视觉痕迹,它们如此具体,又如此凌乱,静待亲历者或旁观者在回顾中体悟人生的种种矛盾纠缠。


2024年8月24日凌晨于蒙自龙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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