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刘墨
自1030年代开始，欧阳修就在不断地收集朋友寄赠的来自各地的各种碑刻拓片，20年后，他已经收到了1000多件拓片，并为其中的400多件撰写了跋尾。后来，他的儿子欧阳棐将这些始于周、止于唐、五代的拓片及其跋尾进行了编排，名为《集古录跋尾》，共10卷——欧阳修是第一个将金石拓片进行整理、著录、研究并欣赏的人。
欧阳修不仅开创了新一代的文风，同时，他卓越的古物收藏与鉴赏也是宋代古器物收藏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有这样的文字：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传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可以说，欧阳修的这一段序言，是后人重视金石拓本的纲领性宣言。
欧阳修之后，又不能不提到赵明诚的《金石录》。
《金石录》汇集了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二人所藏三代至隋、唐、五代的两千种金石拓本，分为目录十卷、辨证二十卷以及跋502篇。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重读《金石录》时，又写下一篇极其感人的《金石录后序》，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人在收集金石拓片时的快乐与哀愁。
自从北宋以后，金石学的发展越来越丰富，今人容媛在1935年编成的十卷《金石书录目》，收书范围为南朝梁一直到近代，共得977种著录书，清至近现代，则占有906种之多。
在18世纪，以黄易为代表的访碑、拓碑以及著录、考证，成为风靡当时的一种显学。许多杰出的学者都加入了这一阵营中来，不仅牵涉到蕴藏于古代金石中的文献信息，也关乎拓取的行为；既体现了新发现的古物之意义，也凸显了拓本的艺术价值；至于发现地的复原与保护，访碑活动的学术化与日常化，针对金石拓本的学术研究与对话，以及题跋、钩摹、刊印等方面的文化衍生，更是让乾喜以来的访碑活动显得无比丰富，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的学术圈里，如果一位文人对金石文字没有辨识与利用能力，不仅等于没有掌握与其他文人学者进行沟通的密码，也无法参与到学术对话乃至时尚话题之中。
翁方纲曾经这样总结：“金石虽其夙癖，而大致归于二条：一则有关考据者，一则有益书法者。”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也说：“自宋以来，谈金石刻者有两家：或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或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这些看法都足以证明，无论是证经补史，还是裨益书学，金石遗文都是学者们无法漠视的新资源。
前人所倡导之金石学研究，大抵不离三个方面：一曰借金石考订经史小学；一曰借金石辑佚文章，补典籍之缺佚；一曰兼赅书画雕刻为艺术提供新的史料。所以金石学除了有助于经史的校订之外，还对书法以及绘画有了重大的影响。比如黄宾虹的“道咸画学中兴说”，就是因为道光、咸丰年间金石学的发达，无形之中也促进了绘画的发展。
截至目前，中国大地上究竟有多少石刻散落于各处，似乎无法说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地域的变迁以及城镇的扩展，许许多多石刻也在被遗忘甚至在毁坏之中，正如欧阳修当初所慨叹的那样，世人根本不关心石刻，石刻也就孤零零地在风吹日晒中任其湮灭，直到丢失或被毁。
然而，通过对以往石刻的搜集与整理，它们不仅变得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文化的本质和审美的观念方面，与当代人也有极为重要的联系，因为它不仅仅提供了书本之外的历史证据，而且提供了“雅品味”，就像18世纪英格兰上流社会在收集与研究古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有教养的品味”。
正如有学者认定中国文化传统极其重视历史及其遗迹一样，当下仍然有一些怀抱着尚古之心的文士，对此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收集与整理。
此次结集出版的《苕霅访碑记》，正是在此精神的感召之下而形成的新结果。
众所周知，苕溪为浙江八大水系之一，有东、西两源，分别被称为东苕溪和西苕溪——东苕溪源出天目山之南，向东流经杭州临安、余杭，再往北过德清经湖州入太湖；西苕溪有两源，一出自狮子山，一出自龙王山，两源往北，在安吉蒋家塘汇合，始称西苕溪。又往东经长兴县至湖州府城中，与东苕溪会合后注入太湖。其在安吉段，又称梅溪，流经湖州府德清县叫做余不溪，长兴以下称龙溪，与东苕溪汇合后则称“霅溪”。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说得极为清楚：“今自天目山之阴，经孝丰、安吉至府西，汇流为塔渚汇。又绕城北至毗山下者，郡人谓之苕溪。其自天目山之阳，经钱塘、德清至府南入城，汇流为江渚汇，又东北会于苕溪者，郡人谓之余不溪，又谓之霅溪。其实即东西二苕溪也。苕溪之正流，从大钱湖口注于太湖。支流则为横泾港，由小梅湖口以入太湖。而分流东出者，则曰运河。”
这是《苕霅访碑记》“苕霅”二字的来历。
湖州自古就为人文荟萃之地，历史文化遗迹极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遗迹。早在唐代，顾况就在《湖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汉唐以来，簪冠之胜，敌天下三分之一”——颜真卿、陆羽、皎然、苏轼、张先、米芾、赵孟頫、钱选、吴昌硕、庞元济、沈尹默等人，都与湖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细心寻找，也不难发现他们留下的遗迹。
仅以金石碑刻而言，在容媛的《金石书录目》中，就有周学濬《湖州金石略》十卷、《长兴碑碣》二卷、汪日桢《乌程金石》一卷、董斯张《吴兴金石征》一卷等等。
如今，《苕霅访碑记》则是以现代视角整理、收集、研究遍布于湖州的古物碑刻，金心明先生精书画而喜文史，所以每张拓片，都是经过了细密的考证，又将书画题跋二者结合在一起，无疑是别开生面的事情，我们也乐于见其成果，并祝愿他有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