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性创作与1990年代
自2017年以来，中间美术馆持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现场进行重访，通过聚焦于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艺术家个案，探求创作流变和个人生涯背后的思想动力，揭示它们与时代的互照关系，表述历史现场和个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即将开展的两个个展“解析——新刻度的1988年至1995年”和“定量与随机——钱喂康的1990年至1996年”也是两个重要的艺术史案例。新刻度小组由北京艺术家王鲁炎、陈少平和顾德新（按姓氏笔画排序）组成；钱喂康出生并生活在上海。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开展的观念性创作，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与讨论，同时具有持久和深远的影响力。他们都分别在1995年末和1996年终止了各自的实践，这使得对于他们的了解仅限于与他们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开展实践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们。他们当时的多数作品与资料随着他们实践的中止被销毁或遗失，使后来者大多无法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他们的工作。这个缺失是当代艺术史中1990年代初观念性创作的源起始终无法被解码的原因之一。
2015年，我们曾研究、复制和再现过他们的工作。在钱喂康与新刻度小组的创作中，以“清醒地思索”的面貌出现可以说是两者共有的美学特质。不管是钱喂康的“量化”一切，还是“新刻度”以规则规范行动与个体意识，两者都试图在作品中抹去对于个体意志、主题和叙事性的依赖，使自己身处“个人”与“命题”之外。从钱喂康的所有作品到新刻度小组的五本出版物，我们渐渐感受到了钱喂康克制而富有诗意的创作；也一步步揭示出在“新刻度”繁复的规则背后，他们对“理性”的致敬和对“秩序”的向往。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视到这种无止境的“理性”诉求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性所带来的张力。这种矛盾性鲜活地映照出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初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思想取向。
此后，我们也通过数个研究项目不断地重返1990年代这个重要的历史时空。这是一个形塑当代艺术的概念和认知的关键性时期，既形成了对于当代艺术的历史叙述，也逐渐产生了一套判断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这使199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探索中可以产生诸多问题意识的时期。“观念性创作与1990年代”这一研究计划通过梳理1990年代不同阶段的观念性创作，来展开对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
自20世纪初，艺术家以现成品、挪用的风格和图像为手段，提出反思原创性的哲学问题。艺术曾被赋予崇高的荣誉，其原创性受到钦佩与尊重。而观念艺术对此提出质疑，就是对文化和社会所固有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作为一种创作类别，西方的观念艺术在1960年代后期全球激进思想的背景中达到其高峰。它质疑艺术的定义，挑战艺术品独一无二、可收藏和可销售的性质，强调作品的人文思想价值，而非任何形式、媒介或材料。观念艺术家将社会问题和哲学思考引入艺术创作领域，甚至直接参与社会现场。此后，观念艺术的多种创作策略被艺术家广泛运用并纳入艺术的手法之中，不断地深化艺术的思想内容，延展艺术的实践范畴，使观念性创作成为当代艺术家的主要工作方法。
我们所讨论的观念性创作并非是作为一种类别的艺术，而是将观念艺术的精神和手法融入创作中、不断拓展自身的艺术实践。在1990年代快速发展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推动下，观念性创作关怀当下人的生存经验，提问与挑战社会现场与主流价值，注重与当代文化、思想观念和现实发生关系，同时又不断地批判与推翻艺术的边界、体制与僵化的认知。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1990年代也是全球当代艺术形成的节点。这些带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观念性创作通过各种国际性展览（包括新兴的双三年展）流转于世界各地，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当代艺术的创作与价值形成，也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标识。中国当代艺术既是这样一个全球当代艺术版图的一部分，也在这个剧烈的地壳运动之中长成自己的地貌和风土。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人文热情到了此时逐渐冷却，艺术带着“清理人文热情”和“去意义”的诉求重新出发。受到观念性创作的洗礼，中国艺术家不同程度地内化了观念性创作的逻辑，不仅仅拘泥于艺术的形式语言问题，主动地在公共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思想动力，与变动的社会现场展开对话，对社会现象发问，并参与对社会文化空间和公共话语的塑造。这也使他们超越了1980年代中期“新潮美术”过于简单地借用和图解西方理论和哲学概念的困境，真实而具体地去思考生活中的议题。这些创作因而也成为1990年代价值激变中的社会和思想现场的一份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