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前言
文/李佳
献给一般人。
献给行走于街头的无名英雄，无所不在的角色。在我的叙事的开端，借着召唤这个提供我叙事开展与必要性之从未出现的人物，我探究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所无法企及的对象，恰好是这个从未出现的人物所代表的。当我们把过去通常是为了赞颂神明或伟大的缪斯而献祭的作品奉献给一般人时，我们祈求这个声音几乎和历史潮流的声音没有两样的神谕所允诺与授权我们诉说的是什么呢？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1]
一个身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行，他背负一块广告牌一样的木板，上面写着“厉槟源工作室”，经过城中村、艺术区、商贸中心和胡同，以及那些对他侧目而视的人群（厉槟源，《缓冲》）；两个年轻人分别从城市的两端出发，各自持手机一路拍摄目之所及的街景，那些被锁闭的小区，被铁板挡住的立交桥洞，最终在一扇将她们阻隔的水马两端相会，透过栏杆交换手中的物资（万青+张涵露，《水马再见！》）；一个人拖着音箱走过高低不平的街道记录着步行的乐曲（周璋，《生活的颤音》）；一个人在柏油路边种菜（崔广宇，《城市按摩：逆袭种植》）；一群人抬着独木舟跋涉在大年初一的武汉，从武昌东湖一直扛到汉口江边（路上行舟）……这些在街道上行走的身体组成了一种节律，一场延绵不绝的运动，一种各异而同存的关系，它们也创造了一个个时刻，仿佛生活的规则在这一瞬间被悬置、改写或重新建构，仿佛我们的想象在这一瞬间溢出边界直接呈现为当下的现实。行走的身体重新定义了街巷、建筑、城市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步行其实并不需要指南，它本身即是指南——关于如何创造和再度发明生活：一种复数的、共同的生活，真正可欲的，自由和自主的生活。
“我们的行走同时也在越界，在以偶然的、戏谑与临时的事件、行为、关系，来对抗规范的事物。”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德·塞托描述了一种关于行走的修辞学，当人们在城市中行走，他/她也在和周围世界互相作用，行走的人占用了城市空间，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空间，通过移步换景模糊了空间的界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2] 无名者通过行走开始书写自己的空间叙事，将所见、所及和途经的一切都变作了自己的艺术，也将沉默诸众被挤压到不可见边缘的生活重新带回城市的舞台。步行者启示我们艺术应当是弱者的武器：在充满了各样张力的城市空间里，面对既存的结构与政策，被分散的个体总是可以通过“战术”或“对策”（tactics）来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微观的抵抗和反拨。弱者因此得以运用智慧、对策、斗争性与诗意，在一个被权力策略管理和规划的空间内游动，像游击战一样随时随地找寻，掌握位置来建立自己的空间、社会关系和可能的微观政治图景。[3] 在“步行指南”展览中，我们不再将行走局限于浪漫艺术意志的神话表述，也有意同种种以“艺术式研究”或以田野调查为代表的、方法论先行的知识生产拉开距离，这里的行走更多关乎一种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再造，一些深嵌于日常情境中间的行动，一种诗意的政治美学。
或者更像一个邀请——如果你愿意尝试跟随年轻人在节日般的气氛中走遍一个岛屿，学习、认识和共同创作（44月报）；或是在街角停驻，和街坊们一起制作一幅春联，放映自制的影片（路上行舟）；也可以像白双全那样，在陌生或熟悉的城市走走探探那些在地图装订夹缝中被吃掉的，看不见的小路；或学着松郎去找寻大楼门廊、地铁口还有天桥栏杆这些“天然”形成的斜面，玩一次滑梯。同样，也许你会由此走进被区隔的现实，被挤压的生活，被禁止和被剥夺的群体，从而在身边发现那些被遮蔽的边界，以及其中的空隙：一位普通的路人是如何尝试穿越藩篱；在即将拆毁的城中村，一个沉默的身影最日常的行动轨迹又是怎样；街头的小贩如何动用他的生活智慧和谋略，去逾越甚至摧毁由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无论是借助临时的创造性干预，还是生活智慧与策略的驱动，在这里总有一种微小、即身的抵抗，在最具体和不可预知的意义上雕塑着情境，发动着颠覆和突袭，在现实的铁帖上敲击出一丝形状莫测的裂隙……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展览论述将不再以展现艺术家的特殊性、才智和意志为任务——虽然作为“参展艺术家”的每位参与者以他/她们“行走于街头”的实践一次次将德·塞托所勾勒的那种战术-艺术出色地带回生活本身——而是企图展示，日常生活的艺术并非艺术家的专利，它也是普通人得以开始书写自己的存在与历史的实践。在生活的阵地，普通人和艺术家同样地握有反拨、抵抗和越界的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我们期待着观众在展览中的“行走”、探索和积极地卷入，而无意于提供一个观察角度或知识样本。外部性的视角常常会带来一种错觉，好像那个抽象的、观看和认知的主体可以抽离于那些被观看、被展示和被表征的事件、行动与人物。然而在具体的、日常化的行走之中，身体被展望为一种实践-感觉的总体，一种认识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才得以发生。[4] 在展厅中的行走和体验与其说是“参与”，不如说是对于真实经验的唤起，和即刻掌握主动权的觉悟，以及实践/尝试的欲望。
也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让行走能够优先于观看，展览邀请艺术家李怒重置了整个展场空间，在协商的基础上将艺术作品置入一个如现实一般含混的空间构架之中。这个由防火材料岩棉搭建而成的，纵横曲折如同街道又似废墟的结构，既是作品，也是展览的呈现基底。它以其独特的材料（岩棉与火山岩同构，但本身阻燃）和概念（艺术家将之命名为《延绵》）而具备自立性，同时又承担起结构性展墙的功能。通过引入一个既指涉又平行于现实的，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的空间构成，我们期待能够（至少是部分地）搅动白盒子的中立和静止，重新设定作品呈现的语境，在对照、相遇、抵牾和呼应等多重相处方式之中，复现并指向现实空间的动态力场网络……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述的这段文字，它来自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开篇的题献，也是这个展览所怀有的一个小小理想。当然，在作为漫长革命的二十世纪中，无论是历史先锋派及其美学遗产，还是各种版本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者，抑或是对于艺术民主化进程的书写和批判，我们总能瞥见这无名而无所不在的“一般人”的身影，以及围绕它展开的种种激辩、论争、追索和碰撞。然而，这里面仍然存在一种袒露得如此自然的缺失，就像我在这个展览的筹备和这篇论述的写作中常常困惑而尴尬自问的，当德·塞托以一种近乎颂歌式的修辞来召唤那个从未出现的主体，萦绕其间的除了情境主义国际“最后的先锋派”理想的余晖，是否也暗示着迄今为止，我们似乎仍缺乏适当的语言来描摹属于“一般人”的主体性状态，去辨析以及廓清这些无名者之于自主性的文化和艺术的意义。是否我们可资借鉴的范例是如此贫乏，以至只能回头投向神明或缪斯这些已然过时的类比。关于文化和艺术的激进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仍延续着精英主义和个体神话的旧酒新盛，这一点需看看周遭的现实，就会让人不胜唏嘘。真正属于“一般人”的艺术，莫如说是一种朝向乌托邦的冲动和尝试。只是即使在今天，面对一个即将耗尽的未来，我们仍然无法停止梦想，无法停止脚步，哪怕仅仅，行走者走出的只是他/她自己。
[1] 转引自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5677.html
[2] ibid
[3] ibid
[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商务印书馆，2020，p92
诚挚感谢所有参展艺术家慷慨提供作品。展览构思得益于李郁和李巨川发起的“‘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2010-2014），和彭雪莹策划的“行落街，漫游去”展览（2022）所提供的启示和养分，诚挚感谢他/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