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之间——李戈晔 沈沁双人展

水城苏州，七步一桥，三步一水，水草青葱，桥身雅致，很多桥都只能步行，沿着水岸信步走去，走过一两座小桥，看苏州人家在青石板铺就的巷子中不紧不慢地从水井中提水，或一老人坐在大的樟树下听着评弹，再浮躁的心情也会安静下来。苏州人世代居住在深深的小巷，长此以往，终于养成了与小巷一样极有弹性藏拙内敛的习性。

美丽的园林，也不应仅仅成为我们喜欢苏州的理由。因为这里的每一平方空气似乎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呼吸到某种富足闲适的气味。当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容颜刻意吸引世人时，苏州，这座古典的城市正在创造一份新的辉煌。

但要说一个地区人们的习性，只能是一种大体的印象，并非是绝对的。就像水的两个方面，“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正所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苏州人也有性情刚烈的，也有勇猛顽强的，也有随着郑和的船队而走遍世界的，随处都可以举出许多事例。特别是在今天，苏州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城市的飞速发展，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心态正在相互影响，地区的风貌，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在逐步演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在苏州本土的抑或在异乡生活的苏州人，都明显地带着苏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烙印。

作为生活在异乡的苏州籍画家，李戈晔和沈沁是当代中国水墨艺术领域中艺术创作和实验比较成功的两位女性艺术家。在20余年的创作实践中，她们以极具个性化的独特视角，关注着当代社会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衍变，关注着人与社会的相融共生，跨越传统的技法界定和图像构成，在感性和知性之间探索自身的绘画语言的表达方式，恣意而纯粹，随性而不随意，由表及里，我们从她们的作品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从《婴孩》系列到《鹰鹫》系列再到《丛生》、《绽》等以“菊花”为造型原点的抽象系列，沈沁不断提出并拓展以“自我意识”为内核的创作主题，通过“创造-否定-再创造-再否定”的循环性自我颠覆，这种直接将绘画创作从传统的象形描绘中直接抽离出来，转化为临场即兴的线性书写，集书写的临场情绪和节奏、字体结构的把控、手势与身心的融合以及笔势的意念联想于一体，在尺幅巨大的画面上诠释其雄强而炽烈的艺术宣言，将基于女性艺术家独特生命体验的主体性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张扬且不失矩的图式呈现背后，我们还是看到了艺术家感性而又冷静的艺术思考。

知性的李戈晔是一位认真思考、勇于探索当代水墨艺术语言的女性画家，从《相拥》、《迷失》、《流浪》、《遇见》、《白日梦》到《沉没》、《无助》、《窒息》、《悬浮》、《围城》、《无界》，她以社会的亲身体验者和旁观者的视角，通过画面来记录自己每段时间对生活的不同感受，希望更多的观者在引起内心共鸣的同时，对自己的所处的状态不断进行反思和调整。通过对水墨的创新理解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她描述出了当代人的真实精神面貌，反映出了社会发展状态存在的现实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墨语言并与当代艺术进行着成功对话。主观色彩是李戈晔的画作语言中最具情感化的因素，是构成画作的情趣与格调最基本的要素，色彩从淡雅的色调过渡到阴郁的灰色调子，画面气息却更加凝重，隐秘的含义有意设定在独特而稳定的色调当中，隐藏着无法言说的内容以及某种隐喻性的自传表诉。润物无声的艺术表达，引起多维度的社会思考和文化反思。

上海与苏州共处吴语区，从古至今，人文环境、生活习惯雷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又同属江南文化范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可以说，海派文化是基于吴文化、江南文化的历史积淀上发展起来的。近现代自上海开埠以来，苏州的移民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在八仙桥老城区形成为一定规模。因此，在历史上，上海和苏州民间一直是融合发展的。然而，上海自1949年以来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区域化壁垒，形成了上海和苏州的城市文化、人文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海发展的苏州籍艺术家并不多。李戈晔与沈沁两位在异乡发展的苏州籍年轻艺术家，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她们关注的视角不同，艺术介入方式不同，也有着个性化的绘画语言和图式呈现，但在她们的艺术探索和创作的过程中，苏州这座水城的城市文化烙印无处不在。她们就是苏州城市水文化的两个维度的艺术呈现。“水至柔而至刚,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无论是“至刚”的沈沁，还是“至柔”的李戈晔，她们与生俱来的苏州城市文化属性，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实验精神给她们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