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教育长期缺失的时代中，确定性充斥并主导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艺术和精神因此也就远离了我们。平庸和堕落成为最大的恶。
柏拉图和智者派当年对于语言缺陷的警醒与反思，后来将导致了斯多葛派和希腊学派的精确的逻辑_语法构建。然而，思想托付给语言的危险，灵魂中存在的第五个东西（物自体）与语言的尴尬关系这一困难及对克服与追逐这一困难的努力，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思想的演变。或许这也构成了近代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分野。“可说性本身在被说的东西和在某物中被说到的东西中依然没有被说。可知性本身在认识到了的东西和在某物中被认识到的东西中丧失了”（阿甘本）。
我们知道语言有缺陷，但是人类又无法不使用语言。物只能存在于灵魂中，存在于语言中，语言只能说着某物之上的某物。对语言弄虚作假，和用语言弄虚作假（罗兰巴特）是人类摆脱权力、从中得到保护和解放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感受到这种谨慎与耐心、睿智与敏感。或许西方文化的精妙之处正是在“是”与“不是”的恰到好处的建构与摧毁中的时机掌控中。而何时必须“肯定”，何时又必须“否定”决定了人类及文化的存在命运……
阿甘本考证出荷尔德林在Sudu为名的辞书中关于“亚里士多德”词条上“它是自然的抄写员，他把他的笔浸在思想中”修正为“浸润他善意的笔”。这很重要，“善意”才使思想变为人的思想。
塞尚“世界流逝了一分钟”这句话，就不得不使我们远离美学。
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这里的交流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即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实际上交流就变成了传播某种秩序-话语。艺术作品不是交流的工具，因为艺术作品不传播信息。所以德勒兹说“在艺术作品和抵抗行动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亲密性”。唯有抵抗的行动才能抵抗死亡，“他或者是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是作为人的抵抗”。当德勒兹借三千年前的一座小雕像，来证明马尔罗的艺术抵抗死亡这句话的精辟时，我想到的却是今天资本权力下的活死人。所以再重复一遍马尔罗的话：艺术是唯一能抵抗死亡的东西。
今天，阿甘本的话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恢复物自体在语言中的位置，同时，恢复书写的困难，恢复书写在创作之诗性任务中的位置”，阿甘本把这作为即将来临的哲学的任务。
是因为，人在语言之中在。
基于这样的思考，该小组试着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存在，试着尽量相信自己，试着用阿尔托“无器官身体”来解构组织化的身体；试着学卡夫卡将“我”变成“他”；试着挤进布朗肖的“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试着成为曼塔尔斯塔姆“我们学习的不是说话，而是结巴”；试着回到巴蒂欧的“图像之前的图像”；试着成为德勒兹的“生成女人”；试着在这嘈杂的叫声中找回言语——这一切，我们只想回到原初的我，回到初始的语言，成为说母语的外国人——
此次展映的作品体现了小组的态度和追求：在全球化视野中的野心与勇气、执着与隐忍，同时也透着无奈与慌恐。
我们正抬起脚，蹒跚而又艰难、犹豫而又无奈的伸向一条岔出来的未知路——
因为我们知道：孤独是生命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