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重构
文/司马列东
（基准方中艺术空间执行馆长）
焕彬自“美丽新世界”个展后，又将举办《坐标系--蔡焕彬纸本作品展》，比较巧合的是，去年我策划了一个展览主题叫“图像-坐标”，同样谈到了“坐标”的问题。艺术作品不单是存在于一个对象中，而是存活在一个系统之中，这个系统也可以称之为“坐标”，它是艺术家和旁观者之间关于图像及创作的谈判。当下，艺术家不仅仅是单纯地创作、表达作品图像的内容，他们更是参与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里，邀请观众进入这个互动和转化的世界，从而引发大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真正的艺术正是需要这种意识性和思想性为前提，这些也是构筑当代艺术体系的一种坐标。
看到焕彬新发来的作品，一方面钦佩焕彬的勤奋，另一方面他的作品经常会带给我惊喜。焕彬近来的作品从以前的注重材料语言的运用转变到对作品的社会功能性的研究上。正如焕彬自己所说，用上帝的视角来观看这个表面上物质文明丰富，但本质上掩饰着虚弱空洞的精神世界。焕彬这几年的作品不论是从《大地系列》还是目前创作的新的系列作品给我印象最强烈的就是“秩序性”。秩序是一种科学的内在，是一种理性的思考，通过秩序我们才能建立起新的坐标体系，这种秩序不仅仅是通过形体、颜色、色彩、结构等画面的形式因素存在着某种秩序性的的东西，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秩序。在他《片段》和《群动作》系列作品中，绘画形态有意味的结构本质和画面的有机秩序结合，出现了画面元素的秩序性规律。秩序被区分为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组织秩序是人为设计的，自生自发秩序却是自然的，事实上，在自然和人为之外，还存在第三类现象，那就是亚当·佛格森所称的“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在这系列作品中，焕彬有意识的表现日常生活和行为里常见的有秩序性的场景，但是当具体事物脱离了现实空间之后，看似一个个规则性的行为意识变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一种现象。通过这种主观化的形态结构和主观精神意志的表现，焕彬似乎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人类在建构现实世界的同时一直在平行地虚构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对于理想中的乌托邦，或源自对远景蓝图的展望，或表达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甚至执着于反叛，而遁入反乌托邦的境地。 在焕彬的《格式化》系列作品中，通过重构山水的表达对现实城市化进行着反思和批判。城市化的进程以至于我们无暇思考城市的未来，无暇思考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居环境。物质和技术都在成几何级增长，但表面的繁荣却掩饰不了这个时代想象力的匮乏。 艺术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有一颗对外界敏感的心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生态、自然环境，通过艺术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感觉。焕彬这些年不停的实验新的材料、手法、主题等，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艺术的美，更多的是关怀现实，焕彬作品的生命力是对现实和未来的价值。他用他的艺术语言告诉我们：艺术创作绝不仅仅是表现自然和再现自然，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传达他对时代的看法，作为艺术家个体如何在这个时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画家的使命。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说到：“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并且在序言里他说“我的目的在于构画一种理想，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途径，并解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艺术创作作品中的美感往往通过秩序化的组织关系得以体现，但是焕彬的作品通过表现一个“秩序”的现象，回归秩序的主观性和自由性，从而希望能建立一种真正的“新秩序”。不论是用重构或者排列、解构等各种方法，他总是用细微和巧妙的手法表达他和社会和自然的一种态度和观点。我们不能用西方的价值系统来评判焕彬的作品，也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法去阐释其思想。我们很难把蔡焕彬归为某一类画家，因为他同时具备了传统和当代的两种特质，他总是在当代与传统中不停的梳理探寻，他的作品只是用自己的艺术去追求内心的升华，通过新的坐标系和视觉图像的呈现给我们带来思考。在“坐标系”蔡焕彬纸本作品展来临之际，作为好友，我希望在他上一个展“美丽新世界”之后，通过不停的探寻摸索，他能够找寻到自己的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