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墨艺术有其独特的美学体系，其特质是诗书画印同源同体，因此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图画，而是一种图像之道、书写之道。无论山水、人物、花鸟，其社会功能囊括着知神奸、明戒鉴、畅神、写心、心印、移情、卧游乃至逍遥自娱。从魏晋六朝开始，从事书画创作的不仅有士大夫文人，还有僧人、隐士、处士、乡绅、甚或贵族仕女、青楼艺妓。文人创作主体通过画论、书论乃至诗论，确立起水墨艺术的审美标准，包括气韵、情趣、意境、画体（风格）。在创作法则上倚重养气、人品、师造化、神似以及笔墨色的语言意蕴。历唐宋元明清，流风所被，绵绵不绝。文人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与水墨艺术经验相契合，形成的水墨画史、书法史乃至诗歌史，代表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文脉，实则是一种诗性文化和诗性智慧。对于传统水墨的认知，当作如是观，方能窥得其艺术史的价值所在。
随着近代西学和西画东渐，水墨艺术出现三种观念和实践：其一是以写实主义开始改良水墨的写意传统，所谓“革王画的命”；其二是与之平行的文人画的保守主义；其三则是中西融合主义。自1950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成为大一统的水墨主流直至1980年代，众多水墨艺术家从笔墨语言、风格来源、视觉元素等方面对传统水墨进行合理继承与扬弃，力图由国际性的本土样式向本土性的国际样式转换。水墨在遭遇异质性文化冲击下，被迫自我调整与转化，以期冲破“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危机。水墨的现代历程就是在异质性文化的撞击与自我反思的纠葛中，寻求更加自由、更加多元化的表达。
中国水墨艺术的的当代性建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摆在中国水墨艺术家们面前的一个基本课题。水墨作为民族文化身份象征是否必要、是否具有合法性？如何进入当代去表征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精神信仰、审美趣味、关注人类的生存处境、生死、爱恨等问题，在新千年之后更加突显。水墨的文脉的传承与更新问题，从百年来的中西之争，逐渐聚焦于古今之变的处境性、生态性以至普世性的思考。
水墨当代性首先表现在其实验的精神和态度上，寻求新而深的精神资源，实验新的方法、寻找新的可能，所以它具有了当代艺术的实验性特点，应该属于当代艺术重要的形态。
在新世纪，当表现性水墨、抽象水墨、新文人画、都市水墨还在绘画性层面上探索时，从事实验水墨的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进入了空间（水墨装置）、观念（文字水墨）媒介（新媒体影像）等新的领域进行探索了。最近十多年，一些实验水墨艺术家已经开始思考水墨这一传统材质及水墨这一本土艺术形式的当代可能性问题了。一些实验者将水墨引入到观念、装置、行为甚至数码新媒体影像艺术等新领域中，试图为实验水墨寻找融入当代艺术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来，相关问题随之凸现出来，诸如脱离了水墨的本体语言、审美特质之后，是否还是画种意义上的水墨。而更深刻的问题必然是水墨艺术的精神性如何定义？媒介之新是否意味着精神之新？
此外，“后抽象艺术”在中国的演化值得关注，其合理性一方面是对于断裂的现代艺术之语言体系的修复、补充、并对抽象观念持续扩展，另一方面，水墨艺术的书写性语言在东西融合中得以审美的认同与转化，认同即身份之间的契合。由此而言，水墨艺术的书写性、抽象性、意象性及其美学上的意境论，作为其纯粹精神的根基，在非水墨的当代绘画中也在反复尝试着融合、生成。至于是否具有或符合当代性，本土或国际，或许并不那么重要。后抽象有机融合了意象性、抽象性绘画语言风格，在具象和抽象之外，继续开辟纯粹绘画的第三条道路。
针对这些新的变化趋势，批评界称之为“新水墨”那么，新水墨的“新”，新在哪里？（注）我们认为，“新”并不在于能指层面的求新求变，而在于此“新”是否合乎当代意识。一种内在性超越并非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上去求新；也不是出于策略从传统中提取当代元素，突兀地拼凑出当代意识；更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区隔性观念出发，寻求集体性的身份认同。这些思维模式均以一种强烈的“界域性”封闭模式看待水墨的再生，无法带给水墨以真正的自由。
艺术家有必要清晰地看待水墨传统。理论界所说的“传统”应该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水墨语言层面，即传统作为笔墨师承关系、典范程式，这是必须要开放的层面；二是文化传统的脉络与根性，倘若落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则又归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三是水墨内在的精神性指向，它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回归即意味着回到当下个体的真实性体验，回到终极的生命内涵。前两个维度皆为辖域化的伪命题，唯有第三个层面“内在的精神性指向”可以超越时间，传达此时此地的真实在场，这便是梁启超历史哲学所推崇的“使一切恰如其本质”。
所以，水墨当代性绝非出于策略性需要而传统回归，而是在面对两种力量--对传统的解构与当下的建构性时，融入个体身处当代的情感体验。具体而言，是在笔墨结构、符号形态、画面构成等层面发生处境化隐喻，强调个人精神、体验在画面中的投射与观照，寻找个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契合点。所谓的“回归”实则是面对中国本土处境，对个体生命历程与终极追问的回归。当代水墨的基本命题是当代个体存在、生命意义层面的沉思。这种个体性的表达，已然从现代水墨群体性的审美意识，蜕变为个体生命、精神状态、心理层面的真实表达。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新”之所以为“新”，是因为个体对生命状态、生存空间、现实世界真实在场感的观照与审度，它要求艺术家拥有清醒的具有批判性的视野。
水墨不只是一种艺术媒介，它还是一种与一系列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语境有着复杂关联的社会能指。水墨当代性有其多元的形态与范式，而不可定于一尊。当代性之于艺术家个体，是一种有尊严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选择，意味着在遭受启蒙现代性的独断与破裂之后，水墨艺术必然要跨越鸿沟，重建知识与生命的统一，价值、意义与理性的统一，也必然要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一元整体存在，重建人与神的关系。
水墨在途，即或水墨当随时代，而当与道同行，六朝画论家王微言：“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水墨之道，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