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所谓“大人”就是“伟人”，也就是说，在孟子时代，普遍的理想人格是“不失赤子之心”。到了王国维时代，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把“大人”改成了“词人”，也就是艺术家。那么，什么是“赤子”？《尚书·康诰》中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颖达疏曰：“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因为婴儿刚生下来时是赤色的，故称“赤子”。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道德经》）这段话里有两个生僻字：“朘”，男孩的生殖器；“嗄”，声音嘶哑。大意是说，一个真正的“厚德”之人，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毒虫、野兽、猛禽都不敢侵害。虽然筋骨柔弱，但两只小拳头却能握得紧紧的，全然不知阴阳交合之事，但是他的小鸡鸡却能勃然举起；整天号哭不止，嗓子却不会嘶哑。可见在更早的老子时代，“赤子”因为没有受到任何世俗的污染而被认为是具有某种“神力”的，所谓“精之致也”、“和之致也”，精气充沛、和气醇厚。
从老子到孟子，是乱世，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百家争鸣，无论是高蹈出尘，还是务实入世，无不秉持道义旗号，推崇理想人格。只是成人的世界并不美好，纷纷碰壁之后，只留下文字和传说。到了王国维时代，他只对“词人”提出了“不失赤子之心”的要求，并且举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李后主：“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人间词话》）其实，但凡能为后世留下“文化遗产”者，无论是文章歌赋，还是书画艺事，都是有些天赋异禀的，所不同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葆有“赤子之心”。俗世生存的艰辛与无奈，普世价值观的强大与裹挟，让他们也不能免俗，只有在夜深人静、闲暇业余、舟楫行旅、登高临渊、花楼酒肆、酒足饭饱、茶熟香温、风花雪月、红袖添香、知己在座等场合，才能忘却烦恼、流露真心，进入“创作状态”。这是正常的，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生活，“赤子之心”无论幸存几何，都要深深隐藏，慢慢释放。“任性”是一种好的创作状态，却绝非好的生存方式。像李后主这样成长于特殊环境，“赤子之心”未被世俗磨损，哀乐由衷、歌哭任性的诗人最能动人，因为平常人体会不到他那种最纯粹的快乐，也承受不了他那种最直接的痛苦。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李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并“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这么高的评价，无非是说“不失赤子之心”是多么难得。
无论历朝历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无法与俗世媾和，不愿与俗人为伍，更不能以俗事谋生，宁肯在万丈红尘中的做一名特立独行者，也要尽可能完整地保留“赤子之心”，因为这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唯一源泉。这便是所谓的“天生诗人”或 “天生艺术家”。这些人未必都有李后主般的天才，更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成长环境和传奇经历，但是他们的创作却体现出一样的敏感与真诚。王国维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事实是他们本来就缺乏“阅世”的能力，即便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也不能改变“与世长违”的状况。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应该是可以包容这种真性情的，然而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只会把一个抱有“赤子之心”的成人视作异类，而非理想人格；把敢于流露真性情视作脆弱与轻狂，而非坦荡与抒情。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艺术的不幸。
这是一个到处都能碰到“艺术家”却难以看到“艺术”的时代，那些活得滋润的“艺术家”，一方面趁早定性于某种“卖相好”、辨识度高的图式与技法，以操作和复制取代创作和进步；另一方面在各种光鲜亮丽的交际场合如鱼得水，沾沾自喜于众星捧月的感觉，斤斤计较于市场售价的高低。艺术家以消费品的逻辑来生产艺术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与所谓的商业社会相匹配，才能成功，进而出人头地。这倒也无可厚非的，只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看得到技术却感受不到温度，看得出美感却表现不出情感，看得见心机却体会不到心迹。“赤子之心”被弃如敝履，或者从未有过，人人唯恐心眼不够用、担心“阅世”不够深。反过来说，一个纯粹以赤子之心来生活、来创作的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注定是落寞的，甚至也是无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