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清廷与俄国就归还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对边事的焦虑体现在当年的会试策论中，即以“问北徼事”为题。这一年，沈曾植参加会试，主考官翁同龢（1830—1904）阅其卷后极为赏识，批：“观五策，于许书最熟，而于朔方事，历历如数掌纹，淹博无匹。合二三场观，知小学、地舆、经史无不淹贯，洵是通人。”
如何理解这个“通”——是我们想通过对这样一个晚清人物的个案研究来讨论的主题。沈曾植是学者型官员，也是传统的士人。他中进士后，历任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护理巡抚等，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沈曾植虽以遗老身份居上海，但却活跃在最前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
如果说，乾嘉时代的学问视野，仍不出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那么道咸以后的学问却以超越传统史地与文献甚至语言研究为时尚。沈曾植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被誉为 “同光朝第一大师”。我们今天来看他的“通”，有横跨涉略之广，也暗含其治学之敏锐及方法之通融，更有其通儒、释、道于一体，在义理上企图建构一个圆融世界的努力，使其与这新世界大门已然打开的变革时代产生血脉的关联。
浙江省博物馆1957年接受沈氏后人捐赠，涉及稿本、批校题跋本等古籍碑帖、书画、拓片、沈门往来诗笺信札、海日楼藏简等。本次展览的五个单元，分别为“刑律”“舆地”“佛学”“诗文”“碑帖”，希望能多角度呈现沈曾植的学术人生，一探其“通”，进而使今天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他在面对晚清内忧外患之衰世时无可奈何的悲愤与消沉，以及如何寻找经世路途来直面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对于在今天学科划分愈趋细化的背景下，我们重新认识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和思想史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