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冠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全面发展的艺术家“多才多艺的人（l’uomo universal）”美称。对于刚刚拨开中世纪的“纱幕”的意大利来说，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是精神的主体，是自我的主导。虽然彼时分工概念并未出现，但那些更富智慧的人，不再像中世纪时期一般偏安一隅，而是除了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取得成就，还深入地钻研心智学术问题，如阿尔伯蒂、达芬奇。
在人类历史上，亚当·斯密于18世纪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由此引申出来的分工制度，无疑被认为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个体所扮演的角色一步步发生改变。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器取代了手工业，社会实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换，后仅过了二十年，电器取代机器，生产力进一步飞跃。从智人第一次手工制造工具，到利用新能源来推动生产，人类耗费了几千年的时间。自此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发展爆炸的阶段。1981年，个人计算机不仅适用于办公室，也适用于家庭；1995年，原用于军事领域的网络开放予商业，仅凭一年时间，互联网连接起了全球用户。信息技术从公共领域走向个性化，为人类提供种种新媒介，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交流等方式。“虚拟现实之父”加隆·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新媒介相较于旧媒介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在新媒介的刺激下，人类社会生成了新型的文化形态，部分领域的分工界限开始模糊，学科间也开始相互融合。
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辈们因拨开中世纪的“纱幕”而获得自我觉醒的意识，对于今日的我们而言，“纱幕”无疑便是那固守成规的边界。分工制度在艺术界逐渐被消解，架上绘画、雕塑、手工艺……这些传统的艺术类别尽管仍存在，但已无法作为“艺术”的代表。艺术家的觉醒促使自我与外在、传统与创新的不断碰撞，看似矛盾，却使得艺术形式的迭代与新生，于是杜尚出现了，安迪·沃霍尔出现了。同样，对设计师的定位也不再固化。或许相较于艺术家而言，设计师的行为有十分明确的商业目的，然而，以视觉符号来完成交流目的的他们，随着思想观念的更迭，固有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既可以是设计师、艺术家，也可以是出版人、教育者。徘徊在各个身份的边界之间没有使他们迷失自我，反而能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艺术、对社会的重新审视与创作实践。资深有如靳埭强、王粤飞、黄炳培等，新进有如蒋华、蔡仕伟、陈楠等，他们在跨学科、跨领域、跨媒介的实验中游刃有余，借用影像、文本、装置、互动媒体等新媒介的艺术创作也让观者频感惊喜。当下的设计师们重新理解原有的形式，消解各种界限，融合不同媒介进行创作实践。阿瑟·丹托认为我们已真正进入多元主义的时期，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无疑，当下的创作者们正在成为创造历史的人。那问题便悄然而至，作为个体的创作者，在打破惯例，拨开“纱幕”之后，能够创作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又能够赋予当下何种思考呢？
广东美术馆从未停止对当代艺术生态现状与发展的关注和讨论，也从未忽视对设计领域的研究与呈现，在“边界与自觉”一展中，我们邀请了21位著名设计师和艺术家，看他们如何让创意在不同的领域中发酵，看那些重新碰撞的思维、观念、形式和表达方式如何催生出以自我为本体的创作自觉。
最后，我谨代表广东美术馆，感谢策展人何明及其团队专业而系统的策划，感谢赵健、郦亭亭两位特邀学者的专论，是各位的努力和支持，使得展览完满落成，也为观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去观看新媒介语境下设计与艺术交融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