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画院画师年展

  • 展览时间:2013/04/12 — 2013/04/20493
  • 展览空间:朱屺瞻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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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上海书画院

协办方:朱屺瞻艺术馆

展览简介


  1912年,在艺术史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书画显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创作势态和显著的艺术走向;这一年,润格也从低价位到高价位出现了全线飙升;这一年,整个海派艺术的人文精神及审美境界有了很大的提升。

  正是辛亥革命后一年,上海汇集了一大批清廷高级官吏,他们中有帝师太傅、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郑孝胥等。这些高官名臣、硕学鸿儒在上海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海派书画家的集体转业换岗。他们已不像任伯年、蒲华、虚谷那样的民间画家,而是名流名家,可谓是“名流中的名流,大师中的大师”。如此的高端组合使海派书画在清末民初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出现了衔华佩实而独领风骚的局面。

  不应忽视的是,正因他们的角色转换,亦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书画届培养了大师级人才,如张大千曾师从李瑞清、曾熙,刘海粟、徐悲鸿曾师从康有为,于右任、马一浮、吕凤子、王蘧常曾师从沈曾植等。1912这一年,吴昌硕又从苏州来上海定居,从而促成这批士大夫书画家携手创造了海派书画的百年辉煌。类似的空白还很多,如第三代海派书画家的前期代表人物为“三吴一冯”,而后期的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亦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们与“三吴一冯”相比,更有现代的文化背景和涉外的留学经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四人都有教授资质,刘、徐更注重于东西变通,而张、潘更注重于传承创新,两者正是两个极致。他们几乎都形成了独立彻底的创作体系和理论构架,亦为日后支撑起了精英之门。对于这样一个海派书画艺术史上最后一个大师级的高端组合,我们的研究还尚未顾及。

  从社会现象学的角度说,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移民城市,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至500多万。这些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可能是这样一个庞大人口的混杂,其生活方式和人文表达的不同,间接促成了多元文化的形成。讲话的南腔北调,洋腔洋调;饮食的多滋多味,风味各异;着装的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建筑的万国博览,多姿表情。有意思的是,因为人,因为生活,因为文化,我们的性格也长期的相互磨合中达到了开放的“宽容”,所以才会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性。在完成“宽容”的同时,我们开始自觉寻找新环境的立地之本,引用、借鉴、吸纳、创新,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模仿,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就是这一例证。因为不断地创新,我们开始有了扬弃的意识,扬弃那些鱼龙混杂,避免盲从。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而贯穿以上这些的始终是市场,所谓经济带动文化,南方人必定是聪明的,他们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海派书画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成为近代意义上第一个真正依靠商品经济运作、市场对应生存的艺术流派。

  而如今,在扬弃的基础上,因为时代的发展,生活经验的改变,我们开始了第二轮的发展,又恢复到多元性上,在我看来,我们开始渐渐过渡到了创新上,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是海,而是家用式的鱼缸,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在当下的艺术家中,同样存在雅与俗,存在洋与土,有阳春白雪,又不失下里巴人,让他们并存,有什么不好呢?有人说,海派无派,好像东北的乱炖,杂七杂八糟粕的很!我们确实承认自己无派,因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我们根本不需要派,一旦发现有派有了风格,不久就会僵化致死,属于创新的春天将不会再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在多元的环境之下坚持自身的立场和原则,什么可以学,什么不可以学,不管方向是否对错,但自信是第一的。仔细想来,却是窃喜的,因为我们正以最本质最纯粹的精神在创新、在生活、在完成自身的人格养成。

  海派文化是精致的,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当你看了我们的展览之后,你便会发现,上海这个现代经济大都市中老中青三代不同的生命经验和体会,我们正向着原来的大师那样,以独立的经济支撑起独立的人格,以经济选择的自由来选择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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