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衲子，今年八十五岁了，画了不少年的画，遇到了不少明师益友，给予我很大帮助。现在，我把这些讲出来，一为纪念他们，二于后来者而言，也有启发之用吧。
启蒙岁月
由于在京的祖父是擅长骨科的中医，我的幼年时期，一直生活在传统医学的氛围里。祖父是个很有威严的人，他曾想让我继承家学，少年时期一度要我在家学中医，不许出门。后来， 姑父提议先让我去外面学针灸，祖父同意后，才把我放出来。结果针灸还未学完，我就大病一场，自此没再坚持。
那时候，家中有不少匾额，有的挂在屋里，放不下的就挂在屋外。记得部分匾额用墨书写，其中一幅是清末书法家金梁（金息侯）的“炼石补天”，那遒劲的笔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凭着兴趣，开始尝试在红模本上描摹写画。这些匾额伴随时代的变迁消失不见，再次看到，已经被家人当成案板了。
1953年，我随家人回到河北老家，过了几年乡村生活，收获了一段安闲、平静的时光。
记忆里，乡间农忙之余，人们一有闲情，便以相约写书法为雅趣，以背写书法高手字迹为荣耀。聚在一起评“书”论“道”，成了一桩乐事。此风尚曾染及十里八乡，只要相传有书写或点画可以观摩者，大家都会来看个究竟。我对书法的兴趣，由此渐至浓厚。
后来每次回老家，都有乡亲和书法爱好者来切磋书法，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在乡间我也见过几位很有功力的老先生的作品，因条件所限，未能把他们的作品保存一二，实在遗憾。
1955年，我返京读书，途中见到很多旧书摊上有碑帖售卖，多是颜、柳、欧、赵诸体，没承想何绍基的书法已成为我最喜品赏的字迹。1955年至1958年，我在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就读，这期间开始真正进入花鸟画、书法的学习阶段。
拜师张慧中先生
1956年，经家里一位董姓师伯的介绍，我去拜访王雪涛先生，意欲投先生门下学习花鸟画。为了让我打牢功底，雪涛先生教我先在张慧中先生门下学习兰竹、兼学书法。自此，我结束了颜、柳、欧、赵的习字启蒙，正式进入花鸟画、书法的学 习阶段。
印象中，张先生的个子不是很高，四五十岁的样子，外形秀气，性情温和。她住在西城绒线胡同，离我住的石碑胡同不远，家里有个院子，除了她和丈夫，同住的还有她的侄女。我见过她侄女的钢笔书法，朴拙有力，应该得到了张先生的点拨。我受张先生的教导，有一年的时间。
张先生看我用笔虽未得法，但还算沉着，决定先授我篆法执笔法。之前，我对此笔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感到十分新鲜，后历经多年，一直沿用此法。
初学此笔法，需指实掌虚，虎口如龙眼，腕肘皆悬，只作横竖两画，以练习笔画，排满九个大方格。在写篆书之前，我描红模子、临碑帖已有几年，因为那会儿的学识不够，而篆书需要认字，过了相当时日才做偏旁部首练习，又过了相当时日 才写整字。写篆书时，张先生曾推荐我看《泰山刻石》。她说过，篆书的笔画写好后，中间是一道黑线或者一道白线，从头到尾，这个用笔就算是好一些的了。
张先生还曾示范魏碑（郑道昭）的写法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只觉锋芒过处，似有千斤之力。
学画兰竹，也是如此。兰叶、花、茎，竹干、枝、叶、节像作字那般先分步骤练习，而后才是水墨、墨彩的尝试及至掌握。每日洗砚磨墨，到课结束、洗笔十分洁净后， 还需妥善放置。经过此番，至今仍觉得有一种修禅的意味。
多年后，我也养成这样一种工作秩序，师承张先生的笔法并养成执笔高提管的习惯。后来，我看到了徐渭的《论执管法》，正合前学。
参加“业余进修班”
1958年，《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中国画院（现北京画院）“业余进修班”的招生信息，进修班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专业，当时我十八岁，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花鸟专业的学员。三个班一共招收了六十人，其中花鸟专业又分工笔花鸟和写意花鸟两个班，工笔花鸟由于非闇主讲、俞致贞辅导，写意花鸟由王雪涛、汪慎生主讲，娄师白辅导。两个班有共同课，崔子范、陈半丁、秦仲文都给我们上过课。
除了共同课，多数时间还是老师在课堂上亲自辅导，雪涛先生就给很多同学改画完的作业，有时还现场示范。以画月季为例，月季的叶子很琐碎，极难处理，他却很轻松地点花头、点叶子，像满天星那样全纸落笔；到最后，借助枝干穿插在一起，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那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神奇，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