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余自幼喜书画,惜家贫,少失学,年未弱冠,即为驱饥托足地质工作,长年奔波于僻远山林,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几与书画绝缘。
壬子(1972)夏,与成都刘既明先生相识,次年春,先生邀我赴蓉随其学习写意花鸟作法,并欲另荐名师习学治印,惜成渝相距甚远,未能坚持,习印之事亦无奈作罢。
逾十年,癸亥(1983)秋,忻幸忝列重庆黄笑芸先生门墙研习书法篆刻。年过不惑始得良师,余甚珍视,虽常羁于野外,事务冗忙,然于书印研习未敢怠惰片暇,尤虚心就教师友同道,时获裨益。入得师门,先生授我以秦汉成规,习《开母庙石阙铭》《三公山碑》,行书始学缶翁,后习米南宫。年五十二,受画界好友劝励,重拾画笔,自习写意花鸟,常临习缶翁、白石画作,三十年尚未得其皮毛也。
笑芸先师尝诫于我:“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欲求此道精进,须多习文、多练字。”为艺逾五十载,书、画、篆刻皆涉,偶有一二尚可,多有未竟意者,未能为文亦是憾事。
于今年逾八秩,虽皓首苍颜,尚作蒙童之功。谬承师友青眼,弟子襄助,搜索多年书、画、印章百余件集中展呈,以作半生习学之证。古人云“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吾当努力学习,愿以炳烛之明,照我曩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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