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流会变”昙华林中国画创作群体研究展

“愿乞画家新意匠”是鲁迅1933年所写的七言绝句《赠画师》中的句子，所谓“新意匠”即新的创作方法。鲁迅的诗句虽短，却隐含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逻辑：以方法的创新推动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建构。稍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有了解的人，会在这一点上达到共识，那就是：变革与维新不仅是社会、国家、民族迈向现代的重生之路，也是传统文艺获得现代属性的不二法门。因此，创新无可置疑地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中国美术的主流性格。按照性格即命运的说法，创新性冲动以及由此铺陈出的现代史，便是中国美术的命运。我以为，作为发端于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艺术流派，昙华林群体的艺术家们比其他人更能深刻地领悟上述道理。如果说1965年建院之初，来自于艺术家们的创新性愿望还处于个体探索状态的话，那么，及至新时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积蓄已久的创新性冲动便整体性地喷湧而出，形成了巨大的新水墨探索景观。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湖北武汉几乎成为新水墨的代名词。如果将这一现象置于中国现当代美术的版图中加以观察的话，不难发现，王霞宙、汤文选、周韶华、冯今松，聂干因等人，不仅是新水墨探索的先驱，而且更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所架构起的中国画变革逻辑，就是新水墨发展的逻辑。

至为紧要的是，昙华林前辈艺术家所开创的创新性艺术观、方法论及语言美学诉求，在岁月的积淀中，已内化为昙华林群体的魂魄与性格。换言之，从精神到创作层面，创新性已在薪火相传中自然生成为昙华林群体的学理传统。

穿行于昙华林群体的系列作品中，仿佛置身于语言的密林，时觉壁立万仞的刚峭，时感婉而成章的浪漫。一个略带神秘的体验是，昙华林群体的作品一如缤纷的万物，无一雷同之处。依我看，这是昙华林群体最为可贵的秉性：精神汇聚于法自然的玄虚层面，神会大道；而语言则天机流动，运行不殆，化为万象。由此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湖北美术界人才辈出的事实，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武汉就是一座巨型的个性孵化器。在这个地域内，无论前辈对后辈，还是同龄艺术家之间，都对彼此的个性及不同的语言探索保持着宽容、理解与尊重。探究起来，其中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我在这里化繁为简，将其归结为武汉特有的地域场性所致。武汉之大，并非单指地域的广阔，更是指其文化上的南北兼容。武汉虽处楚地，人及作品都天然地带有瑰丽奇谲的怆怏之美，然而，武汉同时也是北方文化南下的通道与目的地，因而，这里并不缺乏以浑穆、雄强和深邃为表征的刚健之美。基于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地理之故，我们可以感知到，在这片热土上，刚健与怆怏之间构成了巨大的美学张力，而这个张力所铺展开的区域，便成为昙华林群体创作所驰骋的疆场。

在篇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昙华林群体的美学趣味与价值指向的话，我觉得，没有比本文标题更为妥帖的了。因而，我以这句话来寄赠昙华林创作群体：

涵浸天地道趣，神会大美之真。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院委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主席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