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序孙建平《那个年代的先贤们》
李新宇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画展，被命名为“我的先贤祠”。
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先贤祠，就像每个家族都应该有自己的祖塋和祠堂。众所周知，在法国首都就有一座雄伟、肃穆的古典建筑，安葬着伏尔泰、卢梭、左拉、雨果、马尔扎克、居里夫人等六十多位法兰西近代的文化英雄和知识界巨人。然而，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到处可见高高矗立的帝王墓碑和达官贵人的纪念堂馆，却还没有先贤祠的落脚之地。这无疑是民族的耻辱。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孙建平先生用他非凡的画笔，在画布上为我们建成了一座先贤祠。
作为一位杰出画家和成绩卓著的美术教育家，孙建平长期执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教书育人的同时，他站立于美术创新的前沿，引领了画坛新风，在写意油画等领域成绩斐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孙建平却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在年近花甲之际承担起了一个特殊使命：为百年来的一代又一代先贤造像。从2003年的《文心傲骨》开始，他先是画了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人，接着又画了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们、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然后是《戊戌三杰》、《南社诗人》、《章太炎与他的弟子》，《新潮社》、《新月社》……沿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步步走来的路径，挺进他本来并不熟悉的领域，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搜集和研究资料，付出极大的劳动量，完成了一个浩大工程，其中包括一百多幅个人头像和几十幅团体群像。
一个画家花费二十年的时间和精力为知识分子群体造像，究竟是为了什么？回答首先是为了纪念，为了祭奠。在其开始，他就把《文心傲骨》系列作品称作“风骨祭”，明确宣告他要寻找和张扬的，所要拼力呼唤的，首先是先贤的风骨。孙建平说：“我想再现近百年来为拯救中国而努力的文人形象。那些敢于承担人类良知和社会公正的人，那些特立独行，高风亮节，坚持己见的文化英雄令我敬佩不已，他们大多被人们淡忘，而他们的良知、风骨正是我们时代所缺失的。怀念他们，再现他们，警醒世人，尤其是唤醒那些被金钱名利麻木的知识人的良知，是我的愿望。”（《清明·拜谒我的先贤祠》初印本扉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大型组画，创建先贤祠，不仅是为了纪念，也不仅是为了祭奠，而是为了招魂，——为中国知识分子招魂。
百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光彩照人，而当代知识分子却早已丢魂失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代，再到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他们的理想、激情和热血，他们的社会承担，他们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他们的良知和风骨，使人仰慕和赞叹不已。后来的文人却不再有那样的理想和激情，也不再有那样的良知和风骨。在先贤面前，当代文人只有羞愧，难以坦然地自称知识分子。
在这个时代，被称作画家的人与被称作作家、诗人、学者的人一样越来越多；但画坛也与文坛和学界一样，有人格、有风骨、有思想、有追求和担当的人却越来越少。
画家应该有怎样的追求？又能够有怎样的承担？孙建平先生的作品提醒我们，绘画与小说、诗歌、戏剧等艺术作品一样，的确有大小之分和轻重之别。画家也可以用自己的绘画语言建构一部专题史，帮助我们抵抗遗忘、修复记忆，帮助我们找回丢失的良知和风骨。
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是可贵的，它的作者是可敬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画家，大规模地为知识分子群体造像，不是一件容易事。
透过组画，我们已经不难感受到画家的纠结。因为他心中真正无保留崇敬的先贤，只是一少部分人，而有些人则不但无法承受这份敬仰，而且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追问。因为在民族的大危险到来之际，一些人并没有承担起责任及时地敲响警钟。一些人不仅自己陷入迷途，顺风扬尘、迷惑大众，而且丧失良知，助纣为虐。有些人自己后来的遭遇也很悲惨，但考察其前因后果，却往往发现埋葬他的那个墓坑也是他参与挖掘的。
同时，创作这个大型组画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众所周知，为现代知识分子造像，不能不涉及现代史，而流行的现代历史知识，却经过了多重遮蔽和改写，离真实的历史甚远。先贤祠如果建立在那样的历史知识基础上，就会与教科书和流行出版物一样斥着谎言和谬说。这就要求画家在创作过程中面对遇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要重新审视，一点点剔除自己头脑中长期以来接受的那些伪知识，并一点点进行更新。这很不容易，因为可供参考的出版物并不容易发现，一般的材料仍然是真假难辩、是非颠倒、真知与谬说杂陈。
所以，创作先贤祠的过程，也是画家更新知识结构、完成艰难蜕变、并重建自我的一个过程。完成了这个过程，也是值得祝贺的！愿我们走进先贤祠，也能完成这个过程！
归来兮！曾经有过的理想与激情！归来兮！曾经有过的良知和风骨！归来兮！曾经有过的光荣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