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言
聂松（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我读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姜宝林先生的博士生，其方向是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研究，2018年取得博士学位。姜先生本科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受潘天寿、陆俨少等先生亲授，又在历史的巧合下与潘天寿先生朝夕相处共处一室达数月之久，后读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可染先生是黄宾虹先生的入室弟子，也就是说自上至下，师门所尊崇的从艺理念是自传统中挖掘符合心性、符合时代的创作元素，以笔墨的传统根基为本，进行中国山水画创作。这也就是姜公宝林先生所言“既要笔墨 又要现代”的精华所在，它既符合中国传统之根性，又显示了中国文化走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当代艺术语境要求传统中国画向前迈进，却不可失去其深厚之光芒，因此，体味时代韵致的同时，亦须把玩笔墨传承的千年之绕梁余音。本此而动，我的画更多来源于对丘壑的实际感受，由实感至心境至画意，这其中追求使笔成文，转笔成画，文在画中，画展文外，画是最终的落实，亦是实际的心性呈现，我“在路上”。任何叫嚣大道理的宣说都十分苍白，最为切实的当为寓理于画，问道乎艺。此艺并非仅指常人所说“艺术”之“艺”，而是传承的道之下的“技”，庄子曰：“道，进乎技矣。”超越于技之上的道，才是中国画的本，它非一时离技——笔墨而存在。因此，我坚持书写为本，形式为用。书写，是书法用笔，是书写性的运笔之道，是姜公绍潘老所言“笔笔写出”；形式，是指绘画存在于世间的共业，它不可一日无视觉的意味。无书写非中国画，无形式非绘画，中国画在当今语境中的存在，是寓书写于形式，化形式为书写，或曰即形式即书写的转型后的运笔成画。因此，当今的中国画既包容了形式带来的视觉意味，却并非仅止乎此，它因笔笔写出，笔笔生发而具道的神韵，它是道而非技，又即道而即技，总之，我辈所遵从的，应是传统大道，我们不能做“近视眼”，看不到历史，亦看不清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