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为什么要回到旧地
苏丹
和历史相关的展览常常回到旧地，因为那里曾是历史的现场。无论是历史中的大事件还是群体或个体，唯有在时间的驿站中才能寻觅到他们历史的踪迹。历史研究不仅是关于时间的述说，还是空间的证明。此时此刻有些空间在被文献证明着，而另一些也许是旁证，对于曾经流连于此的个人、群体，曾经在此酝酿和发生的事件意义非凡。
“栋梁”展在北京隆重的亮相后，渐渐演变成为一个高潮迭起的巡展，想来也是必然。因为梁思成先生的生命经历中，一座座城市，一个个学校和乡村，一处处古建筑和遗址，都是一个个重要的驿站。而对于他的事业来说，这些地方又是一个个驻足、停留、辗转、徘徊的节点，是他沉思和实践的地方，是足迹密集之处，是业绩光芒四射之地。于是这个展览就会在巡游中不断生长，空间在时针的触碰下变成了信息与情感爆发的引信。
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在这个容器中人和人缔造了联盟，开创了伟业。历史中的个体更是如此，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有力地介入了历史。梁思成先生和沈阳在历史中的相遇就十分的有力，绝非偶然。东北是近现代中国一块独特的地域，曾是最早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沃土，而梁思成先生的归去来兮，也正是踩在了这个历史发展节奏强有力的鼓点之上。对于历史而言，重要的事件、伟大的个体就是历史的精神颗粒。
个体对历史的介入需要契机，在我的眼中，契机绝非只是时间，它还有空间和环境的意味。沈阳是梁思成先生学术事业开始的地方，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是他人生第一项事业，因此本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呈现梁思成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历史。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即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现代性开启早期，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去筹办建筑学这样的学科？我想，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大问题，建筑的存在不仅有关居住、生产的需要，更是有关于人类思想、技术的存在需要，某种意义上来看建筑学系统就是对形而上的一种物质手段的响应。
现代化中的中国需要现代性的建筑载体去庇护，来支撑；中国的现代理想需要现代建筑和城市进行表达、发出呐喊。建筑不仅是社会的基础，更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社会的态度。因此我认为建筑教育不仅是工程性的知识灌输，技艺性的系统训练，还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启蒙。建筑学的综合性对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它拥有难能可贵的悖论特质，比如当下与历史，文化的输入和内生，技术与艺术，实用和象征；它还具有复合性可能，在实践中建筑可以用这种复合性去化解重重的矛盾。
“栋梁”沈阳展所展现的，既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群体的历史。参观者通过对其中所陈列图像的辨识和文字的描述，既可以看到梁思成先生的高屋建瓴与苦心孤诣，又可以看到与其同道的林徽因、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为构建中国建筑教育体系共同的努力，集体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共同培养的一系列学生，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第二代建筑学家、建筑师的中坚力量。这个展览虽以梁先生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大量的参与者和在场者，犹如一张巨幅的群体肖像，堪称近现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志。
展览要回到旧地，这是对历史呼唤的最好回应。在沈阳举办的这个展览意义深远，因为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不难察觉这座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曾经的地位，不难看到它昔日的荣耀。梁先生在沈阳工作的时期也是这座城市的高光时代，彼时这里竟是一个群英荟萃、群贤毕至之地，终于成为奔逸绝尘的梁思成先生学成归国之后的首选，令人感慨良深。不知一个展览所造成的回光返照，是否可以帮助此地的人们重振雄心。
展览要回到旧地，因为唯有在此地，这数百件文献和相关场所、地理地域才能相互照映，彼此关联；唯有在此地，图像方可得到印证，甚至会收到珍贵的回馈；也唯有在此地，曾经的蓝图可以进行现场的对照和亲身的体验。
展览一定要回到旧地，因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历史中的大事件，小个体，大人格最高规格的凭吊，最隆重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