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基米尔：夜骑

在绘画里，比起借用隐喻和象征的再现手法，抽象更能触达“科学性”。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发明了第一支狂犬疫苗，被世人尊称为“微生物学之父”。十九世纪末，芬兰画家阿尔伯特·爱德费尔特为他画像。画中，实验设备环绕着陷入沉思的巴斯德。爱德费尔特意在刻画一位划时代的科学人物，他的工作一丝不苟，细致入微，在想象的画面中，他能运用滴定法，在显微镜下捕捉导致传染病的致命微菌。在疫苗、微生物发酵和灭菌领域，巴斯德发现种种原理，其深远的革命性，却没有体现 于肖像的构建。画中形象拘泥于现实主义，可缺少了现实主义画派创始人库尔贝风格中的桀骜和奇异。那幅肖像画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说些陈词滥调，引用的图像和具象的语言，乏味又干瘪。相形之下，抽象的语言是更丰富的象征载体，也更富感染力。无论描绘科学概念本身、科学的严谨性、(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科学的模棱两可，还是伪科学，抽象的语言都远适合于具象的。

椭圆和抛物线，能勾勒原子、分子、有机化学乃至生命起源的图景；能谱写宇宙间的芭蕾—— 行星围着必将化身超星的恒星起舞。抽象表现主义将该进程推向高潮：波洛克、纽曼、罗斯科、戈特利布，凭借抽象之相描绘令人不寒而栗的核子时代—— 冷战的时代。波洛克的狂暴笔触，只能以爆炸、转化、质变的能量的矢量或痕迹来形容；戈特利布从未厌倦描摹不 够规整的圆形色块—— 那色块微微颤动着，像在赞颂创世爆炸，像在哀叹核爆末日。

一直以来，莉莉·基米尔的作品也散发出类似的气息。首次个展以来，她画中的抽象形状被命名为“生物形变”（biomorph）。她的绘画不讳地承袭了西班牙画家琼·米罗 (Joan Miró)、法国画家伊夫·坦古伊(Yves Tanguy)和智利画家罗伯托·马塔·埃乔伦（Roberto Matta-Echaurren）等人奠基的超现实主义渊源。风格与形式层面，承袭最显白的，是她作品中疾速、炽烈的笔触。厚涂手法奔腾着，色彩猛烈地纵横开合， 产生剧烈对比。画布方寸间，观众视野内，姿态的活跃发酵出跳跃和前进的动作，暗示出持续运动的意向。于是，观众开始期待基米尔作品中交会或留白的片刻:当一切沉默，搏动静止；当异象的喧哗呈献喘息的孔洞，空寂的沉思。画家具备在绘画中注入丰沛情绪的天赋：我们能想象画家以直接手法激烈地处理她的材料。

这呼应了评论家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探讨抽象表现主义时，将画布视为“表演舞台”的启示。或深或浅、观众之眼在诗歌般的科幻梦境间穿梭，屏息宁神，观看、搜寻、发现。基米尔创作的抽象特性显而易见。然而，即便是“完全抽象”，她作品仍凭借诙谐而观念化的手法探察再现，只是再现的主题“隐蔽”、私密又晦涩。她致力于抽象形式未知领域的拓展。她拒绝抽象艺术经受净化后纯粹的“僵硬”印象。她拒绝自我安慰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