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In·Formation

我在此——而每一个人也都在某个“此”的位置上——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试图彼此沟通。

 
交流是人的一种天性，交流的媒介却千姿百态。从一个旧货市场淘来的三层木质书架开始，串联起这场交流的前前后后。书架不过一米二左右，右上角有一掉了漆色的铁牌，印制“北京師範大學”字样，编号“架：6391”，应是图书馆里清退出来的，不知经过几手，在一个旧货市场被我发现。那个旧货市场早几年前就消失了，但看到书架，还会想起那段时间那处氛围，以及不止一次地去想象它的身世。
 
另一个缘由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人一起做了个展览“世界给了我们一些什么之后”，两年后的情况更加难言：世界车水马龙开放又自闭，几乎所有人都深陷信息的泥沼并且要面对观念的分歧。我们试图保持一些联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但是希望尽量有效和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我把书架的事情说给诸位，希望有一些对话和变化；当信息的载体成为信息本身，我们将如何讲述？于是得以形成这个项目的基本面貌：从书架到小船，从文字到故事，就像一封封发出的书信，收件人详或不详，交流都已多多少少地存在。（by张宗希）
 
 
“信息”也许是个很矛盾的概念，是传递的对象，却又常常“欲言又止”，不知转向何处，毋宁说，一切都在形成与转化中。从书架到船，正如信息形式的游移不定。人是信息的终端，却不是信息的据有者，因为我们只能掌握知识的形式。这也正是意识形态的真正面目——一种可被塑造的形状。德里达用“延异”（Différance）的概念来说明语言与意义之间那种并非理所当然的关系。作为信息形式的语言本身并不能召唤出其意义，却只能通过‘追加’的方式来不断被定义，这样，“意义”就永远漂泊在了一条没有终点的能指之链上。但是，当前的现状却让思维的机制左右为难，无论是有机的大脑，还是人工智能：在几十年的反思之后，“宏大叙事”似乎不能信了，正如大历史门可罗雀（即便不是无人问津），而微观史则呈现出一派隆盛，但解构、拆开、重组就一定牢靠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解构的材料就是以前的宏大叙事。所以，我们的权宜之计就是呈现信息“形状”的变化，这些形状包括文字、口述、艺术，甚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