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协商：关于“后艺术”的讨论

“项目”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规划，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项目”没有通过审批而被抛弃，仿佛卡尔·波普尔所论的“乌托邦工程”一样，永远不可能实现。那种国家意志和历史主义者想象中的愿景正像诸多“艺术项目”一样，最终的结果是：项目取代了作品，方案取代了真实。

展览针对当今艺术家与作品关系的变化，讨论艺术家作为“项目发起人”，而非作品的制作者；而项目的参与者，可以是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的公众。在这些“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充满不可控性；不预设结果，不规定具体方法，消解艺术家作为创作者的独占权力。艺术家不再行驶作品的主动权，把“制作”作品的权力下放给诸位参与者，采取社会调查或者公众参与的形式，以“项目”和“方案”取代“作品”，实际上也强调了事件的过程而非结果——似乎正是当下中国一些艺术家工作的常态。这种制定项目的工作方式也逐渐演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就如理论家格罗伊斯所言：“艺术不再是为了创造出艺术作品，而是为了记录项目生活（life-in-the-project）”。如此，艺术与生活之间关系的陈旧话题不得不被重新提起，“艺术变成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al），因为它自身已经通过艺术手段创造生活和记录生活”。批评家杰瑞·萨尔茨在《纽约杂志》上评论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时，用到了“后艺术”（Post Art）这个词，用来描述那些“甚至不把艺术与生活分开的作品......那些不是艺术品的东西，而是关于制造东西的动力，它们像艺术一样，把想象力嵌入材料中，把握住创造力是一种宇宙力量......一个化学家或将军可能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做‘后艺术’”。实际上，关于“后艺术”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从艾伦·卡普罗到库斯比特，都是在意识到了艺术和生活微妙的互换关系时提到了这个词。“后艺术”确实消解了艺术家的身份，使艺术家不再独自占有创造艺术作品的权力；但实际上，又赋予了艺术家更多的选择：首先就是其放弃创作作品的权力，其次是艺术家发起项目引导参与者的权力。

展览以5位项目发起人（艺术家：李波、刘冠南、刘耀华、石玩玩、耶苏）的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为展示对象，注重展陈方式和视觉逻辑的探讨，通过空间搭建和参与者的互动设置展陈模式，形成一种开放式的现场。尝试将“项目”的征集和协商方式以视觉化呈现。对项目和计划本身的展示不仅仅是乏味的文献和档案，而是不同参与者社会和生活实践的汇总，这同时也是“后艺术”讨论的对象。5位“项目发起人”的项目仿佛生动可视的“项目协商”，既是与空间和策展人的协商，又是在互相协商，在有限的展陈空间内“协商”出无限的可能。

文/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