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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数字化的思考

314 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编译      作者:陈双双      2018-03-13 11:15


卡塞尔艺术协会2013年“你好,世界”展览中的雕塑作品《地图》


博物馆在向观众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新词汇和象征符号,这也从细微处体现了技术正在给文化机构带来巨大的变革。例如,在展墙上,策展人撰写的一段展览序言中,最后可能会附加一个官方的“#”标签,以便观众将该展览的信息转发到自己的推特网账号或Instagram(图片分享社交应用)账号上。某个展览标识牌上,可能会有一个二维码,供观众扫描,以便获取关于旁边展品的更多详细信息。在2014年,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在麦迪逊大街的场馆举办最后一场展览“杰夫•昆斯回顾展”,在发放给青少年的宣传手册中夹着小纸条,上边写道“昆斯的作品,很适合你进行自拍哦!”


这种形式的宣传语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随身携带连着互联网的“电脑”。博物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可能会给他们的朋友发送文本信息、或撰写工作邮件。关于某位艺术家的更多信息,他们会登陆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他们会在博物馆拍照,然后上传到自己的脸谱网账号上留作纪念。因此,博物馆需要迎合这些观众的需求,这一点不足为奇;与此同时,博物馆试图掌握在线交流这一领域的机构权威以及内容。其中一个例子是 “在博物馆自拍”日,这是一个每年一度的网络活动,始于2014年,当时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博物馆和社交媒体的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拍照政策。


允许观众在展厅内使用智能手机,这种趋势无法阻挡,而博物馆也试图借助于智能手机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与干净的白盒子不同,互联网杂乱无章。平台上有关于参观和教育学的严肃讨论,而平台上则发布更加肤浅的讨论。问题不在于博物馆是否需要参与到这些观点的交流之中,而在于博物馆如何参与。我们能否允许策展研究人员在(向策展研究员提问)日,发布内容不太严谨的推特消息?博物馆是否会邀请观众在一幅帕尔米贾尼诺创作的绘画前玩捕获“口袋妖怪”的游戏呢?


观众的体验,不再取决于展厅内高级的基础设施,而更多取决于观众自己所带的移动设备。移动设备也给观众的态度和行为带来巨大的变化。有些艺术机构已经引入数字化信息互动站和触摸屏设备,而绝大多数机构不会安装昂贵的硬件设备,因为每隔几年它们就需要更新。如今那些展厅内规模最为宏大的数字化介入措施,也只是临时性的。


在2015年夏季,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回归》——这是一个互动式装置,由里德•法林顿创作,旨在纪念图里奥•隆巴尔多(Tullio Lombardo)的著名雕塑《亚当》(创作时间:1490-1495)已经修复如初。这尊大理石雕塑在2002年的一起事故中摔成碎片,经过长达12年的修复工作得以重新展出。在这尊复原的雕塑旁边,放置了一个展示屏,《回归》的重点内容就是雕塑原大小的数字影像。在幕后有一位表演者,而三维数字版的《亚当》与这位表演者的动作同步,它看起来就好像在与讲解员和观众进行互动。该馆推出这个数字版的《亚当》,旨在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关注保管员所开展的工作(而这通常不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为了吸引观众来欣赏该馆丰富的历史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丹铎神庙,曾采用彩色的激光照明。这些技术措施的应用都旨在吸引更多观众。


数字媒体也带来许多持久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博物馆观众无法看到的。在博物馆办公室的设置方面,正在发生某些巨大的组织结构变革。为了融合现有各个部门之间使用数字媒体的战略和方法,机构开始设置新的工作岗位。在过去的4年中,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大型艺术博物馆都设有“数字总监 (Digital Director)”的职位。而担任该职务的人员拥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从学术领域到传播领域到信息技术领域,而且这个职位的名称也有多种说法(例如:“博物馆数字战略主管”、“数字体验副主管”、“数字适应主管”)。但重点在于,这些人员无需向传播和市场部的主管汇报工作(在许多尚未设置更高职位的机构中,比如仅设置了“数字经理”,那么要向传播和市场部的主管汇报工作),而是直接向博物馆的高级领导层汇报工作。


葆拉•安东内利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主管,尽管她不是一位数字总监,但由她牵头负责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到各个研究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她曾针对自己举办的展览制作相关的网站。如今,某些最具创新性的数字化工程试图给博物馆官网的首页带来变革,使其功能不再局限于广告宣传或信息指南。例如,位于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沃克艺术中心的官网,不仅有艺术家专栏,还有艺术史研究、以及来自于其他来源的文化新闻精选。同样地,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开放空间博客”不仅提供关于博物馆内的展览信息,还关注当地和全国艺术界的批判性讨论,它还是一个多媒体艺术品的展示平台。许多机构还发起了一些大型项目,在线发布藏品的数据和数字化的艺术品,以及博物馆的档案资料。


将数字化创新延伸至市场营销之外的领域,为创意工作和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机构的开放。但是,受商业实践的影响,过去的几十年来,博物馆市场营销和筹资部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今,策展研究人员需要分析展览的观众都是谁、以及这些观众如何与展览进行互动,而这些分析结果会将无形的管理压力化为增加参观人数的建议。为了从非营利基金会获取开展宏大项目所需的资金,博物馆需要使用基金会所能理解的语言定义自身的使命,而这些基金会背后的资助者都是一些鼓捣数字的科技企业。


谷歌文化研究院(Google Cultural Institute)是美国硅谷大型集团Alphabet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如今它处于将博物馆数字化的最前沿。借助于谷歌街景技术,谷歌文化研究院针对博物馆展厅制作360度的全景图像。只要能够上网,任何用户都可以模拟许多知名博物馆的参观体验,例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宏伟展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北欧文艺复兴藏品、以及巴基斯坦哈拉帕市的考古博物馆展厅。谷歌艺术项目是谷歌文化研究院内负责与博物馆打交道的分支部门,许多大型机构都参与了谷歌艺术项目。而那些受版权保护的绘画和雕塑,会进行模糊化处理,正如谷歌万斯(Google vans)拍摄的街景照片中出现的行人面孔也会进行模糊化处理,这也反映出谷歌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存取的边界权限。


然而,谷歌文化研究院提供的观赏体验,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展厅中的真实体验。所谓的超高画质像素——即能够拍摄一幅绘画的极其高清的图像,让观众能够“看得更深入”,谷歌的首席工程师阿米特•苏德在2011年的一场TED演讲中谈到该观点。古代大师创作的风景画,经过拍摄,能够制成高达100亿像素的图像,因此观众可以放大任何局部,从而研究其中的细节,这些细节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彼得•勃鲁盖尔(荷兰画家)的作品具有深度和复杂性,因此谷歌经常使用他的作品来说明这类或其他影像技术的无限可能性。通过与比利时的皇家美术博物馆合作,谷歌文化研究院最近针对佛兰德艺术家的杰作推出动画式的、虚拟现实的数字版。智能手机上的一个视频播放器,通过与谷歌的虚拟现实查看器“纸板”兼容,就能够让观众置身于一个动态的、沉浸式的环境中来欣赏《叛逆天使的堕落》(1562年),即其中的正义天使与叛逆天使之间厮杀与搏斗的动态景象。


让观赏一件艺术品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与从根本上改变观赏一件艺术品的体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什么?看到一幅450年前创作的绘画或500年前创作的一尊雕塑(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当》)以动态的景象呈现出来,这令人感到兴奋。但是,当博物馆与它们的合作伙伴通过先进的技术让这些艺术品“活起来”的时候,这是否意味着博物馆实体展厅内摆放的静态艺术品已经“走向死亡”?在1999年,博物馆史学家卡斯滕•舒伯特预言:“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都在走向虚拟化,与此同时,我们对博物馆展品的热爱之情或许也会相应地加深”。但是,许多“死亡的(毫无生气的)”艺术品,经过技术处理,制作出来动画效果的形式,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这表明舒伯特的论断让人难以认同。博物馆满足于移动的、灵活的媒体的需求,而静态展品的价值似乎在下降。


博物馆希望借助于数字化方式来丰富和充实观众的观展体验,但面临重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建造和维持必要基础设施的成本费用。尽管打造一场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宣传费用相对较低,但是制作十亿像素的图像却非常昂贵。现在绝大多数的博物馆都在削减人员,并努力筹集资金,因此如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藏品的数字化领域,那么将被视为一种奢侈;当博物馆的实体建筑需要修缮之际,如果将资金投入到扩大虚拟参观的可及性领域,这也是不明智的。但是,新的技术能够帮助吸引更多的观众,也能够吸引更多潜在的捐赠者,从而形成一个观众参与和资金支持的良性循环。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技术方面的兴起,与当今博物馆建设的蓬勃发展相契合。批评家本•戴维斯在最近《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道:“那些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机构,却把资金投入到建设更加昂贵的设施之中。显而易见,与筹集博物馆现有设施所需的维修资金相比,为一些花哨而新奇的事物筹集资金则更加容易……所以说,博物馆处于发展之中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是可持续性的发展吗?答案是否定的。”应用程序、虚拟现实展示、触摸屏设备都可以被视为“花哨而新奇的事物”,还有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漂亮的新侧翼建筑。资金充足的机构(比如“布隆伯格慈善基金会”)积极支持此类数字化项目,它们与世界各地、规模各异的文化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它们所打的旗号是“技术让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艺术”。


但是,当私人企业蜂拥而至,抢着给公共博物馆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时候,它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现在,谷歌可以给全球用户分享高清图像,但是这些珍贵的数据最终是在服务商的手中。大英博物馆过去曾致力于开发自主技术,将其展厅以在线形式展示出来,但是在2015年终止了该项目,并指出其成本高昂,然后将数据转让给了谷歌。许多绘画收藏于依靠纳税人资助的公共信托机构之中,而如果将这些绘画的数字图像归属于私有化的企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领域的版权法尚不明确,而且那些与博物馆合作的私有化企业也无法得知它们的投资将来会有多大的回报。


与博物馆建造相比,数字媒体带来的影响不容易被人们所看到,但可以说数字媒体有着更大的影响。博物馆不仅只是分享它们已有的数据,它们还在生产新的类型的数据。手机应用程序(例如达拉斯艺术博物馆推出的一款应用程序),不仅以虚拟形式让观众欣赏到博物馆的藏品以及关于展览的更多文本内容,而且还能够追踪用户在展厅内的移动位置,并且记录用户个人喜好的展品。如今,博物馆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展品的保管者,也是数据的保管者。如果说保存艺术品的宗旨在于服务公众——即让未来的艺术家、学生和探求者从艺术品中寻找灵感或慰藉,那么管理和维护藏品数据库的宗旨似乎少了些许浪漫色彩。博物馆的数字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博物馆的服务对象是谁、以及博物馆的宗旨是什么。


(译自《美国艺术》杂志,2016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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