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大陆当代艺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一大批青年艺术家特别活跃。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市场与传媒的诱惑之下，一时间嬉戏的图像盛行，竞相肤浅成为一种时尚。“70后”、“80后”，一拨接一拨，滔滔者天下皆是，总是要把人席卷而去。时尚似海，趋之若潮，随波逐流固然不好，但逆潮流而动也未必有用。于是，在香港申画画廊请我做一个青年艺术邀请展时，我想起了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一幅画，题目是：“我小心地揭起大海的皮肤”。
在貌似汹湧的潮流之下，我看重青年艺术家作为个体的艺术追求。
林海容在解读历史，尽管她只愿意从女性的充满温情的角度。这种时间距离使其作品有别于热闹喧哗的卡通图像，浸渍于沉思的记忆之中。同样的历史表达，对刘玉洁而言，更多的是幽默与嘲讽，她的样板戏系列重新勾画了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时代。彭建忠的油画把视觉反应引向心理深度，幽暗的背景、萧索的人像，还有那双被艺术家有意放大的眼睛，令人心悸地传达出青年人的困惑、失落与凄惶。谁说青年一代拒绝痛苦，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把痛苦简单地归结为谁谁谁的历史责任。当人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时，值得质疑的正是自我本身。在形象的快感使人迷惑的今天，刘岩和唐明伟的抽象作品的确显得与众不同。刘岩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元素，唐明伟从数学思维中获得灵感，他们都力图让精神的专注回到画面并成为画面本身。由金则在抽象与具象之间置入对后工业时代的感悟与疑问，堆积如山的废汽车如彩色管线一般鲜艳，而滴灑流淌的线条似乎正在自我消解美丽的图案。在展出的绘画作品中，张翊和胡柳可谓源出传统。前者画青绿山水，满幅悸动的笔触和肌理，乃是心灵对于自然的渴望与焦虑;后者画黑色花卉，有如巨大的剪影，植物的崇高化和幽灵化，给观者带来许多遐想。
为了使展览空间更充实也更生动一些，我还邀请了杨韬、程翔和李勇三人展出他们的作品。杨韬的雕塑以肥硕人体为对象，不避模仿与玩耍，但他在倾向反讽的造型之中，总是给人以不稳定的感觉，企图通过心理暗示来表达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正好相反，程翔则以拉长的人体组合不同的对象：头部、躯干、汽车等等，以此构造成有超现实意味的作品，其纤巧、怪诞、矫揉造作与莫妙其明，往往给人以惊奇，并因其诗意化而成为浮华时代梦幻人生的隐喻。和所有的作品不同，李勇的影像是纪实性的。他以一次最普通的行程纪录从城市到乡村、又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什么也不必说，但城乡差别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尽在不言的画面与声响之中。
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展览上，我想展示青年艺术家作为个体创作者的不同取向。他们或许并不反感更不反对时尚以及流行图像，但他们的作品总会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异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异样性作为当代艺术的创作品质，正是多样性或多样化有无价值的前提。也就是说，图像的多样不过是表象，是一种非他性而不是真正的个性。只有异样化、异质化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才能把我们从大众文化和消费时代的趋同性中剥离出来，从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的操控性力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自由创造者。只有造就一批这样的青年艺术家，才有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
好在新纪元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青人来说才刚刚开始，而我们这个展览对于以后的一系列展览来说，也才刚刚开始，批评和创作可以同时上路，一起着手。
